钱穆学述(2)
2018-01-13 01:23
导读：关于先秦诸子之统一。与有的学者从静态出发探讨诸子统一，并认为这种统一完成于先秦不同，钱先生以史家眼光从动态把握诸子统一，认为诸子统一虽开
关于先秦诸子之统一。与有的学者从静态出发探讨诸子统一，并认为这种统一完成于先秦不同，钱先生以史家眼光从动态把握诸子统一，认为诸子统一虽开始于先秦，但完成在秦汉之际，表现为一个曲折的过程。先秦法家曾试图统一诸子，但秦朝的灭亡证明法家不能担当此任。秦汉之际为了适应政治趋向于大一统的需要，思想上必然走向统一。钱先生考察了当时试图从思想上统一诸子的三种模式：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杂家统一，由于杂家没有吸收融和诸家的力量，而是在诸家中搞折衷，因此是不成功的。以《淮南子》为代表的道家统一，由于道家往往追随儒家之后加以指摘与纠正，多半属批评性而不是建设性，也是不成功的。以《易传》、《中庸》等为代表的新儒家统一，由于能吸取道墨诸家，并把它们融化在儒家中，成为一个新系统，因此是成功的。总之，在钱先生看来，儒家既是结束先秦王官学开启诸子平民学的宗主，又是终结平民学开启两汉经学的学派。
众所周知，诸子学，在清代经学家看来，不过是经学的附庸。到了清末民初，经学走向绝路，诸子学才脱颖而出。王先谦、孙诒让、章太炎、梁启超对子学的提倡，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未能沟通诸子。继此之后，能通贯诸子，并以史学观点研治诸子学的，当首推钱先生。也就是说，钱先生开启了通贯诸子学研究之先河。这正是他研究诸子学诸成果的价值之所在。
钱先生治经学同治诸子学一样，从史学立场出发，贯通经学，破除门户之见。
关于经学的渊源与发展，钱先生指出：“中国经学应自儒家兴起后才开始。”(3)但经学的渊源则在儒家产生以前，大概要追溯到春秋以前的几部儒家经书上，这几部经书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也是经学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他不同意今文家所说的孔子作“六经”的观点，认为“孔子以前未尝有《六经》，孔子也未尝造《六经》。”(4)钱氏用大量史实证明孔子与“六经”无涉，明称“六经”见于《庄子》，后成于王莽。总之，“六经”称谓均汉代经学家所为。这里把后世称为经的儒家典籍与经的称呼区分开来，还孔子与“六经”的真实面貌。钱先生还考察了经学的发展历程，认为两汉经学，其精神偏重在政治。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经学为义疏之学，十三经注疏完成在这一时期。宋元明时期的经学，主要是四书代替五经，开启经学新时代。清代经学为考据之学，是经学的终结。
钱先生揭示了经学的精神及其，他把经学的基本精神归结为：㈠、以人文主义精神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及其意义；㈡、注重历史精神，“六经皆史”说明经书本身都是史书，经学与史学一致；㈢、天人合一精神，此人文精神不反对和宗教，相反总是融摄宗教，并使人文措施与自然相融和；㈣、融合精神，经学本身把文学、史学、宗教、融合在一起；㈤、通经致用及重视教育的精神。他把经学精神与中国文化精神结合起来。他还提出一套考据、义理、辞章三者相结合的治经方法，强调治经应把这三者结合起来。
钱穆先生治经学最大的贡献在于打破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门户之见。清末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主张一切古经为西汉刘歆伪造，只有今文经学才算是经书，今文经均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康氏的目的是想托古改制，在政治上有积极意义，使清代经学转移到经世致用上来。担民国初年，怀疑古文经之风酿成一股疑古辨伪思潮，这不仅造成争门户，而且对经书乃至先秦古籍产生怀疑，有损于中国文化的正常发展。钱穆先生正是这种条件下辟古文经和今文经门户之见的。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大体根据《汉书．儒林传》的史实，考察西汉宣帝石渠阁奏议至东汉章帝白虎观议五经异同120年间的诸博士意见分歧，考证当时经师论学的焦点所在，驳斥康有为所谓刘歆伪造经书的诸多不通之处，认定绝对不存在刘歆以五个月时间编造诸经以欺骗其父，并能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之理，也没有造经是为王莽篡权服务之说。这样不仅洗刷了刘歆造伪经的不白之冤，同时也平息了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