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学述
2018-01-13 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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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1895.7.30──1990.8.30)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
钱穆(1895.7.30──1990.8.30)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家。钱先生家世贫苦,幼时丧父,中学毕业即无力求学,以自学名家。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抗战以前,先生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讲授先秦及近三百年学术史。抗战军兴,他随北大南迁,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成都齐鲁大学、嘉定武汉大学、遵义浙江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等校主讲文史课程。抗战胜利后,他曾执教于昆明五华书院、云南大学、无锡江南大学、广州私立华侨大学。钱穆于1949年移居香港,并于唐君毅、张丕介等创建新亚书院,任院长。50年代,他曾获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称号。60年代,他曾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获耶鲁大学名誉人文学博士称号,也曾讲学于马来西亚大学。钱穆于1967年离开香港,定居台北,曾被选为“中央院”院士,台北学会理监事,任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30日卒于台北。
钱穆先生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先生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共约一千四百万字。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他的煌煌大著《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及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其它研究成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自身已成为宝贵的历史遗产,对后世学者已经并必将继续产生着重大的。
一.钱穆的子学与经学研究
钱先生治学从子学开始,其独到之处是以史学通贯诸子,从整体上把握诸子学的精神,对诸子的渊源与流变,以及诸子学的会通与统一进行研究,建立了动态的子学研究系统。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从历史大流出发揭示诸子学的精神。钱先生认为,孔子以前的书籍,后世称之为经书。由于那时的学术掌握在贵族手里,所以那个是贵族时代。在孔子以后的书籍,后世称为子书,那时的学术已经转移到平民阶级手中,称为平民学时代。平民学者中最先兴起的是儒墨两家,尤其孔子是将古代的贵族学传播到平民的第一人。他自己是一个古代没落贵族子弟,因此,能习得当时存在的贵族的一切礼和艺,同时又能把它们重新组织,提供一个新的依据。古代典籍与思想流传到孔子手里,都发挥出一番新精神,即“平民阶级之觉醒”。这种精神就是子学精神,也是孔子及儒家的精神。这是钱穆把诸子作为一个整体并置于春秋历史巨变中加以考察所得出的结论。
关于诸子师友学术流变,钱先生认为,谈诸子学渊源与流变不应局限于刘歆所说的“九流之目”。他指出:“今考诸子师授渊源,以及诸家所称引,则其间多有出入,可以相通,固不能拘泥于九流六家之别”。(1)
这是从总体上把握诸子师授渊源。经过深入研究,旁证博引,钱穆指出:儒墨相通;法家与兵家均源于儒家,彼此相通;法家、兵家与农家相通;农家与墨家相通;墨家与名家、小说家相通;墨家、小说家又与道家相通;道家与法家相通;农家、墨家与儒家相通;阴阳家与儒家相通;法家、儒家、道家也相通。钱先生批评了《汉书.艺文志》的“诸子出于王官论”,指出:“遑论所谓某家者流,出于某官之说哉?故谓王官之学衰而诸子兴可也,谓诸子之学一一出王官则不可也。”(2)钱先生在考证诸子师授渊源时,不是平铺开来简单论述,而是以儒墨两家为轴心疏理诸子。他认为诸子百家大体说来不归于儒就归于墨。属于儒家系统的有法家,属于墨家系统的有农家、道家等。他们之间的渊源与流变形成了一个对立统一的动态过程。如第一期诸子是孔子与墨子对立统一,其焦点是“礼”,即究竟怎样使贵族生活趋于合理,反映春秋后期贵族还没有被全部消灭的社会状况。第二期诸子是孟子与陈仲、许行、庄子、惠施的对立统一,其焦点是“仕”,即士自身对贵族究竟应抱什么态度和“何以自处”的。此时是战国中期贵族逐渐灭亡的社会状况。第三期诸子是荀子、韩非与老子的对立统一,其焦点是“治”,即如何使士阶层的气焰消沉下来,使社会动荡平静下来,这是战国后期统治者在思想上统一天下的一种反映。在这里,钱先生与胡适(主张老子长于孔子)和粱启超、冯友兰(主张老子在孔子之后、庄子之前)不同,他把《老子》看作是战国中晚期的作品。总之,儒墨两大系统所表现的三期诸子对立统一的主题变化,是与当时社会生活同步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