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中的保守主义思潮(6)
2018-01-18 01:27
导读:实际上,立宪保守派主要代表人物于式枚就在其文章中引用了日本政治思想家加藤弘之所阐发的启蒙专制论思想,这位日本学人早在1870年所著的《真
实际上,立宪保守派主要代表人物于式枚就在其文章中引用了日本政治思想家加藤弘之所阐发的启蒙专制论思想,这位日本学人早在1870年所著的《真政大意》中明确地表达了日本式的启蒙专制论,他一方面认为,立宪政体是理想的国家统治方式,另一方面,又认为,在文明开化还不发达的国家,要求一举实行立宪政体,乃是危险的书生之见。他主张,在这种国家,宜先采取专制政体,臣民之权利亦须予以限制。这是因为,“若骤变政体,赐臣民以十分自由之权利,反将大害于治安,故决不做此迂阔之事。唯以逐渐启迪人民知识,渐变政体宪法为其方策。”(20)人们可以发现,立宪缓行派的思想与这位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家的看法基本上一脉相承。
历史后来表明,立宪缓行派并不能在社会上取得支持,他们在立宪思潮日益强大的情况下日益被边缘化,此后再也没有力量在社会上进一步发挥其影响。正如清末新政的历史所显示的,激进的立宪派在立宪决定论的逻辑的支配下,三次速开国会请愿运动,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向当政者的冲击,并形成越来越大的势头。是历史行动,而不是思想论辩,决定了历史的实际结果。
结论:作为现代化思潮的保守主义
如果说,西方保守主义是站在经验主义的立场上,并以对建构理性主义(Constructive Rationalism)的社会工程构想所作的批判,作为自己立论基础的,那么,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保守主义,则主要是对近代改革中的激进主义的反向思想运动,这种思想主义对西式的制度植入中国的有效性与可行性,怀有一种审慎的怀疑主义态度。清末新政时期的立宪缓行论思潮,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保守主义思潮的重要体现。实际上,人们在这一思潮中,可以发现五四以后文化保守主义的一些共同的思想因子。它在改革思路与选择上,虽然不同于立宪思潮,但就其具有现代化导向而言,它也属于中国现代化思想的组成部分之一。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从上看,立宪缓行派提出的论据并非没有根据。然而,历史并没有选择立宪缓行派,立宪缓行派主张的“开明专制主义”在当时中国已经对广大的政治精英与士绅知识精英失去吸引力。实际上,庚子事变以后,清政权已经进入深重的权威危机阶段,这个政权已经失去了转向开明专制的适宜时机。同时,民族危机的克服,需要更为广泛的社会动员,立宪运动形成的政治动员,在振作社会公众的精神方面,确实却起到其他政治选择难以取代的作用。然而,另一方面,正如保守派们所揭示的,西式立宪所需要的条件,在中国是如此缺乏,从而使立宪这种人们以为可以动员社会大众来克服危机的功能,却由于立宪的负效应而抵消。事实上,筹备立宪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政治参与引发的爆炸效应,如洪水般无法阻挡。
清末现代化过程就面临着这样一种深刻的两难困境:要通过集权的开明专制来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政治整合,则清政权已经陷入合法性危机;要通过加快立宪来扩大政治参与,则由于立宪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缺乏,而导致政治整合的严重困难。这种两难矛盾是清末新政失败的最重要原因,也是后发展国家政治发展中共同面临的难题。
清末立宪运动是在1904年日俄战争以后出现的,在立宪运动出现正好一百年的今天,重新审视立宪缓行论的思想,可以获得一些新的启示,本文所考察的立宪缓行派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采取立宪政治所需要的条件的思考,对于西式立宪思潮的朴素批判,对于中西文化的差异的重视与强调,恰恰是长期以来中国知识人所忽视了的,近代保守主义思想对激进论的批判,仍然可以作为一种思想遗产,对人们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宪政”(Constitution)在西方的原意,是对政府的权力范围的限制,但这个译语到了中国,则演变为实现“君民共主,上下相通”的制度工具。后来人们正是沿着这一思维逻辑来重构中国政治的。可以这么认为,一九零五年发起的立宪运动,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思想文化上的“译语世界”的开端。清末的“筹备立宪”是“政治译语”对现实产生影响的起点。固然,这种“文化误读”所激发的不寻常的政治激情,是改造旧世界的“荷尔蒙”,然而,另一方面,中国人不自觉地生活于自己制造的“译语世界”中,并根据自己对“译语”的误读,来改造自己的生活世界,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之一。本文对立宪之争的剖析,为追溯这种“译语世界”的起源,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立宪缓行派的思想言论,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朴素的“反译语”的批评观的体现。这一思潮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或许具有更为新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