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关于奴隶社会的论争(2)
2018-01-20 02:36
导读：二 否定奴隶存在的各种主张 与肯定奴隶社会相对应，当时否定奴隶社会的势力颇为强盛。何干之甚至说：“史家大多数是属于否定论这一派的。许多通史
二 否定奴隶存在的各种主张
与肯定奴隶社会相对应，当时否定奴隶社会的势力颇为强盛。何干之甚至说：“史家大多数是属于否定论这一派的。许多通史，许多参加社会史论战的老将或新兵，大多数都是否定论者。”他们有的否定奴隶社会具有普遍性，有的否认中国曾经存在过奴隶社会，其中个别人确实含有明显的意图。例如，否定奴隶社会阶段最厉害的刘兴唐在谈及社会形态的现实意义时说：“现在的使命，应由民生史观的来领导，我们不应该再做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迷梦。不能把苏俄的十月革命拿来张冠李戴。”[31]不过，绝大部分学者在论文中都没有涉及到政治议题。（一）奴隶社会否定论的代表刘兴唐、李立中、丁迪豪。刘兴唐信奉民生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分为下列六个阶段：（1）原始社会，（2）民族宗法社会，（3）奴隶社会，（4）封建社会，又分为地方分权的封建社会、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5）资本主义社会，（6）社会主义社会，包括中国的三民主义、苏联的共产主义。[32]但“奴隶社会虽然是独立的一个阶段，却非各民族发展必由之道。”他说，由原始到封建，不一定每一个民族都必须经过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在中国不存在。他并不否认中国上存在奴隶，但认为以东方的家庭奴隶为最多，生产事业上虽也有奴隶，却在社会的基础上不占支配地位。“这就好像美洲虽曾使用过黑奴，但不能把当时美洲那个社会归入奴隶社会那个阶段一样。”他说，恩格斯在《辩证法》中提到家庭奴隶，已明白认定其不能形成生产的基础[33]。刘兴唐说，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均可以看出，奴隶社会不是每个民族发展必经的阶段。奴隶社会的起源，是古代商品经济的终结，在商品经济没有十分发达的时候，已有了家庭奴隶。普列汗诺夫曾认为亚洲没有经过奴隶制度，马恩则明白指出，由氏族崩溃而形成的国家有四种形态，一种是雅典式的奴隶社会，一种是日耳曼人所形成的封建国家，一种是罗马所形成的奴隶社会，一种是印度人所形成的封建国家。可见，奴隶社会非普遍经历，在中国也找不到奴隶制度存在的材料[34]。刘兴唐特别强调两点，一是不能把家庭奴隶当作奴隶社会的奴隶，二是不能把封建的徭役制当作大批的奴隶劳动。他说，恰恰是在这两点上，王宜昌陷入了泥潭[35]。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还详细阐述说，在中国，例如家庭奴隶甚多的西汉，从没有发生过雅典那样奴隶几倍甚至数十倍超过自由民的现象。西汉最明显而有数可寻的大批的劳动者不是奴隶，而是卒徒，即自由民。西汉政府的大批徭役，是自由民的徭役，而非奴隶的工作。因此，西汉也就没有奴隶劳动把自由民驱逐在生产领域之外的事件发生[36]。刘兴唐进一步认为，中国之所以长期停滞不前，就是因为缺了一个奴隶社会阶段。因为奴隶社会与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相伴随。他说：“奴隶社会是一种促进社会进步的因子，是欧洲社会突飞猛进的一个至要原因。由氏族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是东方印度所走的一条路，就是由公共职务、如水源之看管所造成的氏族首领。”[37]李立中是最坚决的商业资本主张者。他曾说：“任何一个社会形态进展到另外一个社会形态，其间，都是因为商业资本的分解作用存在，否则，社会形态便没有进展的可能。”[38]这种极端化的主张，曾引起很大争议。具体到奴隶社会，他认为，氏族社会可以过渡到农奴制的封建制度，也可以过渡到奴隶经济的奴隶社会，而其分歧点，就在于商业资本发展的程度。商业资本高度发展，便过渡到奴隶社会，反之就是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动力，就是商业资本的发展[39]。他说，秦到清中叶，既不存在亚细亚生产，也不存在奴隶社会，更没有专制主义，有的只是商业资本主义[40]。李立中强调，奴隶制是最初榨取的形态，但其存在却不仅限于古代社会，各都存在着它的痕迹，不过它的繁盛期，构成经济基础的时期，却仅在古代社会。古代社会的奴隶经济，以希腊罗马为其典型。在那里，奴隶由于各种方式而出现，这种奴隶经济进展到封建时代，遂转化为农奴制度[41]。李立中的商业资本主张乃承袭陶希圣而来，但比陶希圣走得要远得多。整个三十年代，“商业资本”的性质是交织于社会史大论战始终的一个焦点。由于对商业资本的理解和定性不同，对中国历史上商业资本发展程度的估价不同，直接导致一些人对社会形态划分的见解。一般说，共产国际派史家都轻视商业资本的作用，不同意依据商业资本去划分社会阶段，甚至将商业资本学说视为反动理论，确实不妥。而李立中等人看到了商业资本在社会转形中的重要作用，是应该肯定的。事实表明，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奴隶制的发生及发展，确实离不开商业资本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中说：“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不过由于出发点的不同，有时只是使家长制的、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的的奴隶制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但在世界，它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这些结果本身，除了取决于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外，还取决于完全另外一些情况。”[42]八十年代以后，有学者依据马克思这一论断，认为“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发展是一种伪马克思学说”，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生产方式也仅是一种局部的特殊现象，中国更谈不上经历过奴隶制阶段[43]，其观点正是当年李立中等人观点的翻版。但是，过分夸大商业资本的作用，并以之为判断社会形态的主要依据，终归不恰当。就在马克思那段话的前面，还写道：“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但是，它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并且，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可见，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并不是商业资本。 当时，对根据所谓商业资本来否定奴隶社会的观点进行有力批驳的是吕振羽[44]，可视为这方面见解的代表。另一位激烈否定奴隶社会的学者是丁迪豪。何干之曾经称他是否定论的“代表”，“对于奴隶社会所采的否定态度，再没有比丁先生更激烈的了，他不仅否定了奴隶社会的必然性，而且把中世纪的‘退化’现象，也认为是奴隶社会应付的责任。”其实，在否定奴隶社会的激烈程度上，他与刘兴唐、李立中在伯仲之间，但他的论著，却远没有前二人多[45]。他曾经发表《中国奴隶社会批判》一文[46]，专门用来批判王宜昌，受到刘兴唐赞扬，认为是“详细的暴露了”王宜昌的缺陷[47]。当时，他与王宜昌、陶希圣均是北平《文化批判》杂志所办文化研究会的顾问，而刘兴唐则是史学组的干事。《文化批判》杂志的主旨之一，就是以唯生论为准绳，“批判危害民族利益之‘共产主义文化’”[48]，不过，他发表否定奴隶社会的言论未必有这样明确的政治意识，而他的主要观点，基本也不出上述刘兴唐、李立中的范围，但由于后者的论文晚出，所以反显得较他更加周详。（二）中国托派李季、杜畏之的观点。李季对奴隶社会没有专门论述，只是在论述所谓“前资本主义时代生产方法“时附带提及。他在《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序言》中说：“中国自秦汉以后，因产业特别是因商业的发展而产生大量的奴隶，这是事实，但绝没有形成古代希腊罗马那样的奴隶制度，因此在经济中也绝没有占主要的地位。在这两千年的经济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农直接结合的半封建的小农生产。”在书中又说：“氏族社会崩溃后，可以经由奴隶社会到达封建制度，可以经由另一种社会构成即亚细亚生产方式到达封建制度。其实各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定都要取这种途径的。例如德意志人就是由马克经济转入农奴和奴工制(封建制度)，既没有经过亚细亚生产方法的阶段，也没有经过奴隶制度。”[49]这表明，他并不认为奴隶社会是人类必经的社会阶段。李季认为，中国自唐虞以前至虞末为氏族社会，即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自夏至殷末是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时代，自周至周末为封建的生产方法时代，自秦至清鸦片战争前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自鸦片战争至三十年代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50]。在这个序列中，完全没有奴隶社会的存在。不过，尽管李季否认中国经历过奴隶社会，但认为与亚细亚生产方式平行的，可以是奴隶社会。换言之，某些国家如果不经过亚细亚社会，则可以经过奴隶社会，只不过中国没有经历奴隶社会却进入了亚细亚社会而已。所以，他又说：“自有人类以来，至少已经经历过五种生产方法的时代：即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亚细亚的或奴隶制的生产方法时代、封建的生产方法时代、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51]由此看来，李季对奴隶社会的否定并不十分坚决。真正明确否定中国奴隶社会存在的托派分子是杜畏之。他曾经明确写道：“中国没有划然的奴隶社会一阶段，更无东方社会一阶段。在氏族社会的内部怀育了封建的生产方法，因此在氏族的废墟上所建立的新制度既非东方的，又非古代的，而为道地的封建社会。”[52]他又说：“春秋是战国社会制度的大破坏时代，是由原始封建社会向另一社会形态的封建社会发展：前者是以领主经济或农奴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后者是以地主经济或佃耕经济为基础的制度。”[53]但是，杜畏之的论述很不充分。受奴隶社会讨论的影响，1937年4月1日，陈独秀在《东方杂志》发表《实庵字说》之三，在考察中国文字的同时，论及中国古代奴隶都是“家庭奴隶”，从而说明中国是“由亚细亚生产制而入封建社会”的，同样也认为中国没有经过奴隶社会阶段。（三）“自由马克思主义者”胡秋原、王礼锡的观点。胡秋原也没有专门论述过奴隶社会，但他的观点却对否定奴隶社会论起了很大的启示作用，丁迪豪就认为胡秋原是奴隶社会否定论的“发明者”。胡秋原较早地提出：“封建社会继承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希腊罗马也先经过了封建社会，后来的奴隶社会只不过是封建社会的变形发展。”他这种见解，是受波格丹诺夫及德国学者迈耶（Edwa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