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居民生计方式选择的调查与思考(1)(2)
2015-10-01 01:32
导读：第二，外来人口的主要经济收进来源于各项务工报酬，工资收进偏低。外来务工职员承担了城市发展最需要、城市生活一刻也不能缺少的工作。哪里有最需
第二，外来人口的主要经济收进来源于各项务工报酬，工资收进偏低。外来务工职员承担了城市发展最需要、城市生活一刻也不能缺少的工作。哪里有最需要的服务和城市劳动者又最不愿意做的工作，他们就出现在哪里。从建筑、搬运、送水、送煤汽到自行车修理、补鞋、缝纫、配钥匙；从各类餐饮服务到出卖水果、蔬菜、烧耳块；从打扫城市卫生到医院病人护理；从理发、美容到家政服务；从日常生活用品、农副土特产品销售到夜市、地摊等等。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和足迹，哪一处也离不开他们，但是，他们中的一些劳动所得与付出并不相应，均匀月工资收进在800元左右。
由于收进偏低，外来务工者只能用降低生活消费来进行原始积累和维持日常生计。有关调查显示，外来务工职员在生活消费方面，每月生活开支在300元以下的占30.5%，每月生活用度在300～500元的占39.0%，达到700元以上生活支出的只有13.1%，基本上维持一种低收进、低支出的生活水平。随着市场物价的上涨，他们的生活水平有可能继续下降。
二、昆明市“城中村”居民生计方式选择的思考
经济学理论以为，现实社会中的人是都是具有理性的经济人。所谓理性经济人，是指生活于现实社会中的人，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所以，经济人在从事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时候，总是希看能够谋求自身社会、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现实社会经济活动的过程中，由于来自各种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在现有条件的制约下，经济人只能尽其所能，力求能获得较为满足或基本满足的利益。因此，“城中村”居民（原住的和外来的）只能依据自身的现实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生计方式是比较理性的。而且，这种选择同时兼顾了他们的长、短期利益。假如不客观地、笼统地说他们是游手好闲的食利族、是难以治理的盲流，就太不公平了。由于，造成这样的结果，主要责任不在他们，更不是他们的主观愿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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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海等：“城中村”居民生计方式选择的调查与思考（一）假如没有出租房收进，本地居民的经济来源难以维持长远生计一是补偿用度较低题目。根据现行的国家征地补偿办法，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偿费以最高标准水稻品种计算，每亩为1.08万元至5.4万元。按低线计算，人均2,160元，仅能维持基本生 活一年；按高线计算，人均10,800元，只能维持5年左右的生活，仅相当于昆明市目前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城市居民1～4年的生活费。
二是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公道题目。农民的土地被变为非农用地后，政府从经营城市、以地生财、筹集城市建设资金出发，对土地一级市场实行垄断，低本钱从农民手中征地后，高价拍卖，开发商从土地开发中获取了较大的利润，但失地农民无法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农民被排斥在土地市场之外。
三是居民的就业题目。占有关部分统计，从1993年1月1日～2004年12月31日，昆明市被征地村民在册人数为79万余人，其中，实现农转非的近19万人，已经就业人数仅为4.4万人，占失地人口总数的5.5%，占农转非人口的23%。由于“城中村”人口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劳动技能差，很难解决就业题目。例如，同盟镇“城中村”劳动力初中文化以下的占90%，其中无技能的占70%。据五华区统计局于2005年6月，组织了对8个涉农办事处被征地农民的基本情况调查。在被征地农民35,145人中，基本失往土地7,674人，完全失往土地的23,169 人，涉农社区农转非人数为23,045人，这部分人口几乎没有解决就业题目。20世纪80～90年代期间，国家征地后对部分农村劳动力进行了就业安置，但接收单位多为科技含量低，市场竞争力差的企业。一方面，企业对农民工的工种安排都是一些简单、粗糙、粗笨、技术需求低的岗位，在企业经营效益差时，下岗的工人首当其冲的就是农民工。另一方面，这些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企业相继倒闭，在征地时被招为企业工人的农民工跟随着失业，即便是当时有幸被国有企业接纳的农民工人，也面临着企业重新改组，被淘汰的危机。由于没有生产技能和经营水平，他们只能返回原籍，成为“城中村”新的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