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二元结构(2)
2017-08-07 06:37
导读：扼要地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结果基本是产业的现代化而非农村的产业化,城市的现代化而非农村的城市化。经济增长和现代化是全民族的共同事业,广大农
扼要地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结果基本是产业的现代化而非农村的产业化,城市的现代化而非农村的城市化。经济增长和现代化是全民族的共同事业,广大农民却没有同等地分享这“共同事业”的成果。
二、结构—功能:二元结构导致三农困境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了深进理解这个题目,在分析中国的情况之前,我们有必要进行理论和国际经验的考察。
根据已有理论,在公共选择过程中,各社会阶层和团体之间的权力和影响是不同等的,有些利益团体处于明显的上风,他们的行动对政策选择产生重大影响,而另外的利益团体可能在政治机器这个庞然大物眼前表现得束手无策和无足轻重。这意味着,不同的人群或阶层的政治影响是以不同的权重进进执政者效用函数的。因此,执政者在政策决策时,要综合社会各方面的利益,但首先要考虑某些强势团体的要求和支持。任何国家的执政者都可能对某些群体有着特殊的依靠。正如舒尔茨(1988)所指出的那样,“处在统治地位的个人在政治上依靠于特定群体团体的支持,这些团体使政体生存下往。经济政策在这个意义上讲是维持政治支持的手段。”
社会学家布劳(1964)也有类似的看法,“政府权威依靠它作为正当权威受到的承认以及国民的主要群体对它的支持,就是说受到参与政治生活的并对公共事务关心的那些人的多数支持,而不必是所有居民的支持。”这说明,政府决策首先是要满足这些强势团体的要求,以换取政治支持,否则就会造成政治收益的巨大损失,甚至像亨廷顿(1968)所说的那样“陷进政治的泥坑”。其结果就有可能是,尽管所有的官方意识形态都包含有这样的命题:现行的政策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但作为一种权威性社会价值分配方案的政策,还是倾向了那些能够更为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的群体。正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到的那样,“国家的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摩尔(1966)分析了中国国民党政权,以为“国民党的主要社会基础是乡绅后裔、城市工贸易和金融业的利益混合体”。简言之,政策不是决策人为了所谓的“全民利益”而设计出来的,而是各个利益团体竞争的结果。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从农民利益角度看,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农民人数的比重已有很大下降,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也只占很小的份额,但农民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决定农业政策方面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农民组织给政府决策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有一个典型事例,很能说明题目。1965年,戴高乐就是由于缺少农民的支持而在首轮选举中未获得半数选票的(44.6%),由于他拒尽英国加进欧洲市场,这使盼看扩大自己出口量的法国农民失看了,并且在共同市场的马拉松式的谈判过程中,掀起了暴力示威活动(阿尔蒙德等,1978)。时隔30年,法国的情况给我们以更深刻的印象。报载,1995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夕,候选人之一巴拉迪尔总理前往北部里尔地区游说拉票,当地农民却以强烈的***迎接他,农民们不满足农产品收购价过低,在当地政府办公厅前焚烧车轮等物以示***。“这样他在4月23日法国大选首轮投票中名落孙山,也就不十分意外了。”(1)我们似乎可以说,统治者面对农民团体的压力,逆之者要付出高昂的代价,顺之者则会获得好处。农民是政治天平上有分量的砝码。在华盛顿、伦敦、巴黎、东京,情况莫不如此。比如,美国的三大农民团体:农民协会、农民同盟、农场局所代表的农民政治势力,对政府决策显示了强大的影响力。再如,在日本,自本世纪初就开始实行农业保护政策,在长达近百年的时期内,农业政策的保护性质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其主要农产品特别是大米的价格远远高过了国际市场价格,这使得消费者的利益受到很大损失。究其原因,就在于日本的农民团体具有较强的利益表达能力,在政治市场上处于上风地位。目前日本农业人口不足全国总人口的5%,但控制着全国25%的选票,并且有自己的得力的团体——农协,从而迫使政府决策往顾及农民的要求,对农业保护政策欲罢不能,并使得其在农产品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潮流中陷进了尴尬的境地。在农业政策的团体竞争中,特别要提到的是,农民的要求并不是孤鸿哀叫,农民以外的压力团体在政府决策中可能起着更大的作用。比如美国农业中的各种行业协会一般都有自己的院外游说团体(lobby,也称“第三院”)。说客们频频出进于国会两院,进行疏通、收买或胁迫活动,以影响国会立法和政府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