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二元结构(4)
2017-08-07 06:37
导读：三、改变现状:把农民组织起来 三农题目显然已经无法通过三农内部的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加以解决,而必须在改革和完善三农体系内的政策的同时,通过一
三、改变现状:把农民组织起来
三农题目显然已经无法通过三农内部的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加以解决,而必须在改革和完善三农体系内的政策的同时,通过一系列宏观层面上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的综合改革和政策调整,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改变“产业化国家 农民社会”的现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新一届政府也把城乡协调发展作为基本的施政纲领。
关于城乡统筹发展,目前已有大量研究和说法,概括地说基本思路就是要“多予、少取、放活”,也就是要调整国民收进分配和保障农民权益。关于“多予”,重要的是要调整国民收进分配格式,为农村提供更多公共品,实行支农的财政政策和利农的金融政策。陈锡文(2003)指出,“最重要的是完善财政体制、完善公共财政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政府不仅要加大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还要重点支持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后者比前者更为迫切。农业部(2002)组织的一项大型研究阐述了对加大国内农业支持的政策要求,该研究报告把中国农业支持政策体系的建立放在wto的背景之下,提出要“加大绿箱政策支持力度”,“用足黄箱政策”,并提出了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的建议。林毅夫(1999)则提出增加政府对农村投进,开展“新农村运动”的倡议。关于“少取”,主要是要完善农村税费改革,但秦晖(2001)通过历史研究,指出现行的费改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题目,反而轻易陷进“黄宗羲定律”的陷阱。秦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要在政治改革上做文章,要改革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保障农民的基本权力,从源头上解决农民负担题目。关于“放活”,某种程度上是与“少取”联系在一起的,除了搞好村民自治和基层政权改革外,重要的就是要为城乡间要素活动,特别是劳动力活动,创造同等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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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我看来,“多予,少取,放活”以及其它利农政策都不能指看政府“善政养民”式的主动赐予,而是靠农民自己有组织地往争取。实在,早在1994年***就在中心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假如没有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单纯靠市场调节,产业和农业发展速度的差距、城乡居民收进的差距、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将会日益拉大。假如这样发展下往不但产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会失往支撑,而且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矛盾会更加突出,还可引发出一些新的矛盾题目。”但为什么最高领导人的熟悉没有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措施,三农题目反而越来越严重呢?关键就是由于农民没有组织的气力,在政策决策过程中没有农民的声音。道理实在很简单,从熟悉到行动,需要有一种气力来推动,假如没有这种气力,碰到的反而是阻力,那么,熟悉就很难转化为行动。
所以,解决三农题目,必须回应核心题目,就是要解决农民组织化题目,改变其弱势群体的地位,进步其对资源的控制能力、社会行动的能力和利益表达的能力。我们已经提到,中国农民相互分离,处于散漫的无组织状态,这是其人数众多但政治资源甚少并且对政府决策约束权数甚小的根源性原因。因此,广大农民必须联合起来,意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并通过有计划的集体行为提出一致要求;必须有农民组织作为利益独立化的团体,不断增进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参与度,形成一支有影响的社会气力,为其成员谋求利益和保护而进行有效的活动,即要实现农民由政治体系的顺从者向参与者的角色转换。农民不应是分散的政治意识淡漠的弱势小农和二等公民,而是组织起来的可以同等竞争的政治公民。只有如此,才能强化利益表达能力,优化政策过程机制,才能改变持续向城市偏斜的政策,争取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利益。正如孟德拉斯(1975)指出的那样:“怎样才能在国家中得到公正的地位呢?首先是团结起来。”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笔者以为,农民对政治的参与至少要经过四个阶段,即第一步从看不见到出现,把农民从局外拉进到政治体系中,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不是旁观者,而是庞大的政治机器中的有效部件;第二步从出现到给意见,农民开始对政策带来的损益和如何改变自己的处境发表意见,形成鼓励自己利用各种参与机会的态度;第三步从给意见到有主见,农民能够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对自己与国家的关系有理性的熟悉和独立的见解;第四步从有主见到集体行动,即以共同的利益为纽带,提出一致要求,以集体行动方式参与到利益团体的竞争中,给政府决策施加政治压力。这个变化过程,关键是要把农民组织和团结起来。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题目》中对农民的政治冷漠态度评价说,“决不是不可克服的。”农民参与组织不仅使自己更多地接触到他人所做的动员努力,而且也能成为促进政治参与态度的主要来源,有助于克服他们在形成政策过程倾向中的抑制性影响,并能进步其自信心,使其不再消极地以为通过正常途径进行利益表达是一种希看渺茫的过程,并终极形成利益团体,产生有组织的集体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