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思潮 (3)
2013-06-26 01:16
导读：启超等人说：“临文夫如何，最好是骑墙。调停孙、康融华洋，不然极口骂袁、张，便作空言也无妨。若纳吾言，准作维新党；不纳吾言，空逐保皇忙”
启超等人说：“临文夫如何，最好是骑墙。调停孙、康融华洋，不然极口骂袁、张，便作空言也无妨。若纳吾言，准作维新党；不纳吾言，空逐保皇忙”[24]。可见1903年的舞台上，已经出现了一个革命派的广泛的联合阵线，它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同盟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三
排满思潮的高涨肯定了孙中山等兴中会革命先驱者的价值和地位，宣告留学生群体性地投向了革命的阵线。孙中山与留日学生的联系是1901年春天建立起来的，宋教仁指出，在此之前留学生“无有知革命之事者，惟言维新而已”[25]。该年春天，报载清政府将广东割让给法国，粤籍留学生郑贯一、李自重、王宠惠、冯自由、梁仲猷诸人发起广东独立协会。当时孙中山正在横滨，给予 了热情支持。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与程家柽、秦力山、戢翼翬、沈翔云、王宠惠等一派《国民报》人物往来密切。程家柽“以爱岩山下对阳馆为与孙密过从之所，校课之暇必访之”。孙中山尤其注意通过章太炎、秦力山等人向留学生渗透影响。章太炎记载：“时香山孙公方客横滨，中外多识其名者。而游学生疑孙公骁桀难近，不与通，力山独先往谒之。会余亦至。孙公十日率一至东京，陈义斩斩，相与语欢甚，知其非才常辈人也。诸生闻孙公无佗犷状，亦渐与亲，种族大义，始震播横舍间”[26]。1903年年章士钊根据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节译《孙逸仙》一书出版。章士钊、章太炎、秦力山分别写了序言，他们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历史功绩。章士钊指出：“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认。……孙逸仙者，非一氏之私号，乃新中国新发现之名词也。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则孙逸仙者，实中国过渡虚悬无薄之隐针”。秦力山赞扬说：“孙君乃于吾国腐败尚未暴露之甲午乙未之前，不惜其头颅性命，而虎啸于东南重立之都会广州府，在当时莫不以为狂。而自今思之……得非天诱其忠锡之勇者乎！”华兴会起义失败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流亡东京，“以同志日渐加多，意欲设立会党，以为革命之中坚”， 程家柽提议：“近得孙文自美洲来书，不久将游日本，孙文于革命名以大震，脚迹不能履中国一步，盍缓时间以俟其来，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回到日本。8月13日，留学生举行了盛大欢迎会，
会议主持者宋教仁的
日记真实地记载了会场上令人难忘的热烈气愤。“未初，孙逸仙至，遂开会，先由余述欢迎词，众皆拍手大喝彩，次乃请孙逸仙演说。当时者已六七百人，而后来者犹络绎不绝，门外拥挤不通，警吏命封门，诸人在外不得入，喧哗甚。余乃出，攀援至门额上，细述人众原因，又开门听其进，遂罢”[27]。陈天华在《民报》撰文赞扬说：“孙君逸仙者，非成功之英雄而失败之英雄也，非异国之英雄而本族之英雄也……彼之理想，彼之抱负，非徒注眼于本族止也，欲于全球之政界上，上开一新纪元，放一大异彩……以现在之中国论，则吾敢下一断辞曰：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斯言也，微独吾信之，国民所公认也”[28]。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由以上事实可见，孙中山正是在1901—1905年期间被留学生逐步认识和接受，尤其经过1903—1905年排满思潮的高涨，最终确定了他在革命派中众望所归的政治领袖地位。这一个历史过程，反映了部分维新派知识分子和新兴留学生群体，从维新思想到革命意识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又最终确定了维新派与革命派的力量消长。
四
排满思潮的本质内容是以欧美民主制度为模式的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派知识分子的排满，并非狭隘种族斗争，而是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殊手段。1903年革命派就向康梁公开声明：“今日新学中人，由革命而生出排满，蓬蓬勃勃，一发而不可制，推其原始，亦由救国而来也。痛宗国之沦衰，而在上者仍不振，于是思所以革命。革命之说一起，而思满人平日待我之寡恩，而排满之念又起焉……故排满有二义：以主义感动上流社会，以复仇主义感动下流社会，庶使旧政府解体而新政府易于建立”[29]。康梁非革命论的重要理论根据是汉满民族同化，针对这一点，革命派提出了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一命题。多民族共处是中华民族的美好传统，可是由于满清政府执行卖国和民族压迫政策，日益加深了民族矛盾和社会危机，因此推翻满清政权和抵抗外国侵略是不可分割的，只有汉民族在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才能带动各兄弟民族携手共进，振兴中华民族。杨守仁指出：“汉种能自相吸集，而后能提携满、蒙、回、藏，使自相吸集。汉种能自相吸集，且能提携满蒙回藏，使自相吸集，而后能集权于亚洲中央政府以抗御白祸”。杨守仁还认为，个人权利主义与民族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国家由政府，但人民却不应放弃自己的责任。只有“以全国之观念为观念，以全国之感情为感情，以全国之思议为思议，以全国之运动为运动，人人知其身为国家之一分子，为公同社会之一质点”，才会有国家兴旺发达。满清政府“锢塞吾民之进步，攘夺吾民之权利，锄薙吾民之英杰”，所以排满与中国社会民主化的根本要求是一致的。蔡元培不同意《革命军》一书中某些偏激的言论，他指出，汉满的确处在同化过程中，满人在婚姻、、文字风俗诸方面，已经逐步与汉人融合，问题是满清贵族集团享受种种特权，成了高踞于满汉人民之上的特权阶层。在民权主义空前澎湃的今天，中国人民“决不能使少数特权独留于亚东之社会”，“所以有‘仇满’之论”。蔡元培把排满问题置于世界民主化过程的广阔历史范畴，因而正确地说明了这是“政略之争，而非种族之争”[30]。根据这个定义人们通常所谓排满或仇满都是不正确的。他指出，真正仇满的是满清顽固派和康梁保皇派。满清顽固派坚持压制汉人，康梁保皇派一意维护清政权，两者殊途同归：“在保守少数人固有之特权”，这是对历史潮流的反动，必“招他日惨杀之祸”。陷满清皇室于杀身之祸不是仇满吗？章太炎早在1901年就正确指出：“夫所谓革命者，固非溷淆清浊，而一概诛夷之”[31]。《革命军》的某些言论确实含有种族情绪和偏激成份。章太炎认为它们的作用是令人猛醒，四平八稳，摸棱两可，不能发动民众：“不震以雷霆之声，其能化者几何？”另一个激进革命宣传家陈天华在投海自杀之前冷静地说明了实行革命排满的真实动因，他说：“去岁以前，亦尝渴望满洲变法，融合种界，以御外侮，然至今则主张民族者，则以满汉终不并立。我排彼以言，彼排我以实；我之排彼自近年始，彼之排我以二百年如一日，我退则彼进，岂能望彼消释嫌疑，而甘心与我共事乎？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故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32]。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创办了《民报》。他们在《民报》上进一步对此进行理论说明。孙中山把他的革命思想为三民主义，他指出“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并号召以民生主义平民革命，“举政治革命 、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33]。汪精卫指出，中国六千年来的封建政治，是君权专制政治；二百六十年来的满清政治，是贵族政治。君权专制在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一贯遗传，“我民族之自演，而非由外铄者”。贵族政治是君权专制政治的恶性变态，是封建主义与种族主义的结合。他提出：“欲颠覆二百六十年之贵族政治，当建民族主义；欲颠覆六千年来之君权专制政治，当建国民主义”。他认为君主政体与立宪政体的区别在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两个方面。国家权力方面，君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