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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提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一认识运动的总公式,以及“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的统一”的结论,是对我国传统中关于知行问题的讨论所作的科学的和概括,是我国几千年来知行学说发展的最高成就。
第四、以哲学为,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批判发展
中国传统伦非常强调的作用、道德的实践、道德行为的自觉性原则,习“哲学”就是以探求“天人合一”为中心,和道德修养紧密相联。《大学》所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中,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认为只有道德修养好,才能完成治国平天下的历史使命。这些思想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后,批判地吸收并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他强调道德在推动历史发展、革命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竭力倡导在个人修养中要做到“毫不利已,专门利人”,完善“为人民而死”的共产主义道德,号召人民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固他强调道德的改造必须通过与工农相结合,通过革命实践和现实生活的刻苦磨练才能实现。在此。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修养的观点与中国传统道德观结合起来,指明了道德的作用及其发展方阿。
第五、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批判地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历史观
追求理想社会是研究社会历史的终极目标。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社会追求,有着深远的历史传统。在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学者编撰《礼记·礼运》篇,首先描绘出了“大同”理想社会的蓝图。这一理想社会的总原则是“天下为公”,即以公有为基础。从古至今,中国人民对于自由、平等、幸福的大同理想社会的追求从来没有停止。包括近代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以“天下为公”的革命,这些都表明,中国的志士仁人始终为实现大同理想而奋斗。
中国传统历史观中“大同”的社会理想对毛泽东影响很大,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衷心向往“世界大同”、“太平大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后,毛泽东仍然讲“世界的大同”,但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相结合,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并使大同的社会理想科学化,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赋予中国特色。毛泽东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实质上是开辟了一条通往大同理想的现实道路。
在社会历史观问题上,毛泽东继承发展了中国古代民贵君轻的重民、民本思想及仁者爱人的人权思想,把“人定胜天”的思想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强调人民群众自觉能动性的重要。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形成了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从分析阶级关系的变化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学说,特别是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背景下形成的,在其本来的形态上与中国文化和有一定的差别,这会影响它在中国的以及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因此,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华的形式,具有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最善于批判地吸取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使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性,从而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