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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嬗变有其坚实基础
首先，唯物史观的确立是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嬗变的思想基础。1918年4月，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组织了新民学会，将“改造中国与世界”确立为革命的宗旨和自己人生奋斗的最高目标，开始逐步取代以前的圣贤救世、“君子救小人”的抽象的自我实现说。1919年7月任《湘江评论》主编，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提出了“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和“世界什么力量最强”两大问题，并对此作了明确回答：“吃饭问题最大”和“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此时，毛泽东唯物史观开始初步形成，他开始认识到自我的局限性和民众力量的强大。从1920年开始，毛泽东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以及《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主义史》等的著作，“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经过共产主义思想的陶冶，毛泽东已经完全用唯物主义的理论来分析和处理中国的社会和问题，从而导致了他伦理思想的嬗变。
其次，革命实践的需要是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嬗变的物质基础。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在改造社会中的伟大作用，他扬弃了早年时期的精神个人主义的自我实现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思想，为毛泽东集体主义观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两文中，毛泽东集中地阐发了他的集体主义思想。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毛泽东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看作是新的时期所需要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即使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做到。“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正是中国革命的实践，使毛泽东集体主义新伦理观的产生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最后，的积淀是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嬗变的文化基础。毛泽东有着厚重的传统文化根底，一向重视对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继承与发扬。以集体为本位来处理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推崇集体主义一向被视为是东方本位和路向。在地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广泛涉猎中国古代典籍，对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和广大群众的道德结构有着敏锐的理解。传统文化重群体、轻个性的价值取向，天下一体、家国同构的理念，天人合一、尊卑有序的自然人伦原则和宗法伦理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与集体主义形式上的相似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苟利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实质上就是主张为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传统文化尽管经历了“五四”的洗礼，但传统不是一次运动就可以逾越的，传统的价值观念所根植的土壤仍在，自然和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根基未变。这就使毛泽东在传统文化的结构中，找到了把具有利他主义思想的共产主义的道德价值体系以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文化范式。这种厚重的传统道德文化的积淀，使他的伦理主张找到一种恰当的文化载体。
3．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的嬗变有其合理逻辑
就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内在勾连来看，二者属于功利主义的范畴。功利主义伦理学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公开的利己主义为道德的最高法则；以合理节制的个人利益为道德的基础；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道德的唯一目的。毛泽东认为集体主义的实质就是革命的功利主义：“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集体主义作为革命的功利主义，是一种最高形态的功利主义。因此，由精神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嬗变，有其内在的合理逻辑。
毛泽东伦理思想的独特贡献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道德实践及中国伦理文化优秀传统的结合。但由于青年毛泽东伦理思想转变时间短，速度快，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原理的知识准备不足，加之当时革命斗争紧迫，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没有来得及从理论上清算自己过去的伦理思想，因此青年毛泽东伦理思想的转变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与他的这种局限性也是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的。
在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嬗变的过程中，无论是其合理性还是其局限性，都可以为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体系提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