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的方法论(2)

　　第二，分与合中的合。将中国化作为整体(整合研究)的研究，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联系(不仅仅是一脉相承的定位、定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体系结构?总体特征?理论主题?价值定位?国际影响?当下似乎还没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通论》、《中国特色主义理论体系通论》。一般而言，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那么时代、实践和科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例如，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联性的表现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实践，又如何将中国的实践经验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

　　第三，前与后中的前(“本”、“源”)。宋代朱熹《观书有感》有“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达·芬奇有“谁能到源泉去汲水，谁就不会从水罐里取点水喝”。必须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源”与“流”结合的研究，轻源重流、厚今薄古，否则就难以说清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中国化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怎样程度上、在哪些方面中国化了，在哪些方面甚至尚未研究对象化?“回到马克思”得出的一个启示有：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接受的不是主要作为学说和学术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主要作为革命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对此如何认识?是否存在选择性及其表现?这还涉及到解读模式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东的《马克思学新奠基一马克思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作者从反思篇中分别提出了“以恩解马”、“以苏解马”和“以西解马”解读模式三阶段论，由此提出了解读模式创新篇：“以马解马”。只有弄清本、源，才能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究竟继承了什么?发展了什么?才能进而说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特色、机制、路径等等，从而真正搞清楚中国化、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等等。

　　第四，知与行中的行。由马克思主义怎样中国化推进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如何社会化的?并进而推进到：中国化又是如何化中国的?这些化的转变过程中的关键是如何?要素是什么?等等。

　　第五，道与人中的人。思想家是思想的载体，思想家个人生平活动、实践与其思想往往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某一理论必须关注其创立者，所谓道与人相结合。这里的道，是指道理、理论；这里的人，是指人格形象、人格力量。对于理论魅力与理论主要创立者的人格力量，怎样彰显科学理论以武装人，凸现人格力量以感染人，靠什么?为什么能够实现?塞缪尔·斯迈尔斯在其1872年出版的著名的《品格的力量》一书中写道：“体现在思想和行动中的品格是永垂不朽的。一个伟大思想家个人的思想会数百年扎根于人们的心灵，并最终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实践中发生作用。”例如，邓小平理论具有真理和人格的双重彰显，使我们不仅获得真理性感悟，而且获得人格性感悟，从而产生双重认同：既在理性层面上认同于邓小平理论所蕴含的科学真理，又在情感层面上认同于邓小平理论所体现的人格精神；既在理论层面上认同于邓小平理论的真理性价值，又在人格层面上认同于邓小平理论品格的力量。这样的双重彰显、双重感悟和双重认同是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应当达到的境界。理论和人格作为主体的属性，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这在邓小平理论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品格是通过个体的思维、行为体现出来，它既包括感性因素又包括理性因素；而理论，特别是社会科学理论则凝聚着群体的经验，体现着普遍性的理性认识。

　　但是，在同一人身上，人格与理论又是相互渗透的。比如，人品的层次，主要体现为的修养，而道德修养又与对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选择密切相关；价值观与人生观的自觉选择与确立，又离不开对其内容的理论把握。因此可以说，人品是付诸实际行动的理论。

　　第六，单与众中的众(个人与集体中的集体)。领袖、知识精英、群众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集体智慧的结晶怎样体现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