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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取得抗战的胜利,还少不了的军队。“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这个文化的军队就是人民大众,就是用武装起来的占全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
从党员队伍的现状来看,党员人数已由1937年以前的几万人,发展到抗战时期的120多万,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有很可爱的革命积极性,并且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但他们是带了他们原来的不符合或不大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入党的。这种情形,就是在1937年以前入党的党员中也是存在着的。毛泽东称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也是一个绝大的困难。因此,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决定:全党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并着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以达到进一步地养成正确的党风,彻底地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等倾向的目的。毛泽东强调:“我们的理论水平是比较过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为此,必须进行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使党内思想完全统一到马克思主义上来,以便更好地掌握将来的发展。毛泽东在比较我军和日军后还特别指出:“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其因过去没有打过败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对天皇和对鬼神的迷信,其骄慢自尊,其对中国人的轻视等等特点;这是日本军阀多年的武断教育和日本的民族习惯造成的。”
三、关于理论教育的重点对象
干部队伍的建设,与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关系紧密。“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历来注重干部队伍的建设,强调干部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领导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因此,必须“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要把这作为党的战斗任务。
党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实践一再表明,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党在思想、政治和军事路线上出现的错误,都直接源于高级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许多同志不懂得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中国革命持教条主义态度,这不能不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指出犯思想病最顽固的就是高级干部中的人,只要将他们的思想打通,全党的思想认识问题就好解决了。据此,党中央首先紧紧抓住高级干部这一关键环节,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他们,并以此推动全党的理论武装。毛泽东强调指出:“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两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进入抗战时期,我们党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党的武装力量在同日寇的斗争中重新壮大和进一步坚强起来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也更加扩大了,大批的新党员形成了许多的新组织。但是这些新组织还不能说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政治和组织上都巩固的,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同时,还产生了老党员要提高水平、老组织要进一步巩固的问题。现在和过去相比,党所处的复杂得多,党所负的任务也艰巨得多。复杂性表现在国际、国内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都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力量,如国际有日本帝国主义、前苏联主义以及英美帝国主义;国内有汉奸亲日派、人民大众以及国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也有左中右三翼的政治集团。这些不同的政治力量,反映了不同的阶级利害关系,其斗争极其复杂。艰巨性表现在一方面要抗击日本侵略者,另一方面要自卫求生,还要进行根据地建设。为此,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