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战时期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3)

　　将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为重点对象，是因为需要通过他们再去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从此意义上，党员干部人人都应该是一个教育者。毛泽东指出：“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一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群众。”1942年的整风经验也证明，每一单位的整风，必须在整风过程中形成一个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并使这一领导骨干和参加学习的广大群众密切结合，才能使整风完成任务。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

　　作为党员干部，不仅要带头学习，而且要积极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且与各种错误言行作坚决的斗争。毛泽东批评了一些党员干部，他指出：“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许多同志，他们并不注重宣传唯物主义，也不注重宣传辩证法。有些同志听凭别人宣传主观主义，也安之若素。这些同志自以为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却不努力宣传唯物主义，听了或看了主观主义的东西也不想一想，也不发议论。这种态度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

　　四、关于理论教育的基本方法

　　毛泽东将任务比作过河，不解决桥和船即方法的问题，任务也就是瞎说一通。在提出的各种理论教育方法中，理论与实际的统一是最基本的方法。“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不仅口头上讲结合，而且行动上讲结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上尤其应该如此。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形象地比作箭和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有些同志表现为“无的放矢”，乱放一通，毛泽东认为，“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教条主义是我们党内两种主观主义的一种，并且是当时更为危险的一种。“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为了争取新的胜利，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的号召。他说：“所谓放下包袱，就是说，我们精神上的许多负担应该加以解除。所谓开动机器，就是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有些人背上虽然没有包袱，有联系群众的长处，但是不善于思索，不愿用脑筋多想苦想，结果仍然做不成事业。再有一些人则因为自己背上有了包袱，就不肯使用脑筋，他们的聪明被包袱压缩了。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针对党内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现象，毛泽东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毛泽东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许多同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变成了单纯地学理论。针对教育实践出现的问题，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在教条主义统治时期，与之相伴生的经验主义也是主观主义的一种。二者出发点不同，但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庸俗的事务主义者“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而只有研究才是理论与实际统一的基础和前提。要了解情况，最重要的是向作调查，力求掌握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的。

　　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本的知识。因此，毛泽东说：“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懂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也还没有懂得中国的全部。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狭隘经验论”的讥讽，毛泽东表示“至今不悔”。不但不悔，他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他说：“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