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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早就预言:“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可见,的代价理论主要揭示了代价产生的客观必然性及其扬弃代价的具体途径,但它并没有将代价区分必然性代价与人为性代价。
二、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代价理论的新发展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仅代价区分为必然性代价与人为性代价;而且还阐述了如何正确看待改革风险与发展代价问题。他的这一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代价理论。
首先,他根据社会发展要付出必然性代价,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代价问题进行了思考。
1989年风波刚刚平息,邓小平就在此后6月9日的讲话中鲜明地回答说:“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应该说我们上了一个台阶,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的还不够。”在1989年9月4日致中央政治局的、信中,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这些话一方面表明他在对中国改革开放这项伟大事业必须继续坚持和不断推进的坚定信念和殷切期望,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必然要面临着许许多多困难,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事实证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确实也付出了一些代价。一是我国在改革传划体制和政治体制就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因为这种改革势必打破原有的社会秩序和利益格局,带来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如:我国经济发展了,结果贪污腐败横行,思想素质在某些方面有下降的趋势。二是建立新体制、实行新政策也必然冒一定风险,付出一定代价,中国实行开放政策,招商引资,建立经济特区,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调整和改革,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等措施,必定会遇到来自“左”和“右”的干扰,必定会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动和某些社会失范,从而付出的一定代价。
其次,他又根据社会发展要付出人为性代价,对中国社会发展与代价问题的进行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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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邓小平把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作为能够影响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大政策提了出来。他强调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后来又多次指出:“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要发展生产力,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生活的需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但是,共同富裕绝不等于也不可能是完全平均和同步富裕。过去在平均主义思想的支配下,常常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大家以同等速度平均的富裕。因此,他提出要改变旧的“平均主义”分配政策,而实行有利于合法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