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过程与体制性分析(1)(2)
2014-03-01 01:46
导读：一是弱化了农民的自主权和参与权。以“一大二公”和“政社合一”为基本特征的人民公社产权制度，掌握了农民主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取消了社员对包
一是弱化了农民的自主权和参与权。以“一大二公”和“政社合一”为基本特征的人民公社产权制度，掌握了农民主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取消了社员对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因而具有强大的控制能力。社员生产甚至生活基本上由社队组织安排，失去了相应的自主权，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加之户籍制度和口粮制度的限制，农民被束缚在社队里，没有流动和选择其他生活的自由。
人民公社不是单纯的经济组织，其政社合一和集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的为一体的体制结构，实际上把集体经济组织变成国家基层政权的附属品，使之失去自主权和独立性。这个体制上的特点，大大削弱了农村基层组织内的民主和社员对管理的参与，是共产风、命令风、瞎指挥风的体制性根源。这种缺失是很难靠干部参加集体劳动、政治运动、思想教育、社员代表大会、贫下中农协会一类形式弥补的。包括《六十条》在内的一系列条例所规定的社员民主权利往往不能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
在分配上，人民公社以工分制体现大体平均的分配原则，社员所得工分更多地取决于其劳动时间而并非其努力程度或劳动质量。这种产权结构和制度安排不能保障社员通过自身努力最大化实现其收益最大化，而只能使磨洋工、大呼隆，效益低下、劳动力资源的浪费成为人民公社里的普遍现象和久治不愈的痼疾。公社在强化对社员控制的同时，弱化了对社员的激励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劳动者的社员所能做出的理性选择或是‘出工不出力’之类偷懒行为，或是包产到户成为农民自发的普遍、理性的选择”（33）。公社体制不具备战胜小生产自发势力的物质基础，又缺少对社员的物质激励机制，因而只能求助于非经济的政治动员和行政干预。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运动、思想教育以至阶级斗争运动就显得格外重要，尽管它们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预期而往往流于形式。正是人民公社体制本身促使社员本能地、自发地希望通过包产到户、扩大自留地等形式从体制外得到补偿，改善生活，且屡禁不止，扑屡起。而这又被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屡屡受到批判，成为当时对农村中阶级斗争形势日益严重、反复进行社教运动的深层原因。这在1959年前及1962年后的社教运动中尤为明显。各种连续的以反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政治运动又使农民生产积极性一再受到压抑。总之，正是公社体制自身制造了“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因而它需要社教一类运动始终与之伴随。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二是强化了干部的行政权力。在以国家导向实现超越型现代化，通过政治革命推动经济革命与工业化的过程中，政治上层建筑、国家权力及意识形态作用特别明显。但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无限制地扩大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的权力，又为官僚主义和腐败超出常态的发展、膨胀提供了可能。
建国后，特别是公社化后，农村社会与国家之间确立了新的联系。公社体制实现了国家对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及其他一切领域的控制，使国家行政权力深入到农村的基层社会，大大强化了农村基层干部的权力。这种强制性的、快速的合作化所必然带来的问题早在三大改造后期就已反映出来。“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基层干部在工作中的强迫命令作风是日益发展的一种趋势。”（34）“基层干部强迫命令作风有了新的发展，情况是严重的，必须引起全党重视。”（35）一些省委的报告中反映，1956年秋至1957年春夏全国各地出现的退社风潮原因之一，是统得过死，生产没有计划或计划不周，劳动管理混乱，工分不平衡，定额不合理，账目不清，干部作风差等，贪污盗窃现象严重（36）。“目前农业社社员最关心的，也是社员、社干之间造成矛盾的主要问题，是社的财务管理。许多社的帐目不公开，引起社员很大怀疑。”（37）
政社合一在极大地加强了国家的控制、动员能力的同时，又使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失去了作为经济组织的独立地位和生产经营上的自主权。它们的一切重要生产经营和分配活动，都必须听命于上级。管理者往往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业务，管理权力集中却无明确的经营责任（这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确立以前更为明显），更注重完成上级任务而无视经济效益。这种只行使控制之权却不承担其后果的体制，只能助长上级政府的瞎指挥。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公社化不是农民自身的要求，而是外部强加的。为推进和维护这种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和乡村传统的运动，国家进行了更为强大的政治动员和经济控制，更加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从而大大强化了行政权力，从而为基层干部滥用权力提供了可能。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基层干部在实现上级意志时，为对上级负责，为完成高指标、推行“共产风”、大炼钢铁、高征购和一平二调，必须依靠行政命令采取强制性措施，从而导致农业生产管理中长官意志横行，激化了干群矛盾。人民公社在弱化社员参与公共事务权力的同时，强化了基层干部的行政权力，使他们获得了种种难以被监督和限制的特权，为五风的产生提供了广泛的空间。五风不过是公社体制的外在表现。“农民在经济上是很脆弱的。经济上脆弱，对违法乱纪的抵抗也脆弱。这种经济上的脆弱性和政治上的脆弱性是很容易出问题的。”（38）干部利用权力占有集体财产，多吃多占、贪污盗窃，而广大社员却缺少体制内的资源抗衡这种被滥用的权力。“大跃进”后的饥荒更是普遍加强了农村基层干部与普通社员的矛盾。“事实上现在有不少干部已经变得很坏了，他们搞‘四不清’，群众吃了大苦头”。工作队叫群众揭发问题，“实际上群众一揭发就成了诉‘四不清’的苦”。（39）“目前社、队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亦即干群之间的矛盾。”（40）如果说1959年前各种社教运动主要是针对合作化、公社化运动中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那么这种公社体制内生的公共权力异化和腐败，成为1960年后整风整社、大小四清等各种形式社教的一个主要目标。
60年代初开展的整风整社与社教等运动，对干部的五风进行了有限的纠正，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及抛开农村基层组织和工作队“大兵团作战”等运动形式，不过是在上级行政权力的支配下，以一种权力形式取代另一种权力形式，体制弊端却很少触及。从体制上看，新的基层组织不过是旧组织的再版，但借助阶级斗争之力，其权力更具权威性，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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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基层政权与上级政权之间也存在制定与执行政策之间的矛盾。农村基层干部没有脱离土地和劳动，他们往往与农民的利益更趋于一致。公社化时期，面对共产风和一平二调，许多社队搞瞒产私分，深藏密窖，保卫自己的劳动成果。经济困难时期，在饥饿与死亡的威胁下，基层干部几乎普遍采取瞒产、瞒地的方式减少征购任务，默许或支持农民包产到户、借地度荒等行为。这些作法得到农民的拥护，但这又不能不使干部成为上级政策的违背者。在包产到户被认定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复辟”后，对基层干部政治状况的严重估计也在情理之中了。
虽然中央多次申明五风问题，“四不清”问题以及干群矛盾等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干部作风问题往往还是被十分便捷地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八届十中全会后，这种上纲上线更是愈演愈烈，以至出现了了认为“烂掉了”的基层组织“三分之一都打不住”的严重估计，出现了通过建立贫协和派工作队取代农村基层组织、重建基层组织的做法。随着运动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农村基层干部受到怀疑和打击，这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消极对抗，而这只能招致新一轮的批判和打击。这是理解社教运动由整风整社到“小四清”再到“大四清”的一个重要背景。运动伤害了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并使人们忽视了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即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而正是人民公社体制，特别是人民公社运动时期的大公社体制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干群矛盾。
公社体制以至当时的领导体制不仅造成了农村基层干部的大量权力异化，也内涵了把阶级斗争层层放大的机制。在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加之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压，地方政府官员和基层干部必然眼睛向上，因为只有上级能决定他们的现状和前途。四清运动中，为迎合上级的意图，许多地区正如“大跃进”中不得不搞“浮夸风”一样，制造出“阶级斗争大量存在”的事例。1964年10月后，各地相互攀比，争相报告自己的敌情如何严重已成风气，“在那里硬找资本主义”，似乎把问题说得越严重就说明自己的工作越好。“现在问题比较多的是一去就说那里烂掉了，似乎那里缺点越多，工作队成绩越大。”（41）这又与“大跃进”中争相“放卫星”颇为相似。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共产风”等与人民公社体制的关系。所以他亲自主持制定并高度评价对大公社体制进行重大修正的《六十条》；他反复强调：“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42）而只有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43）。邓子恢也曾指出，自从贯彻反五风，实行十二条、六十条政策以来，一般干部特殊化作风已有很大改变。（44）但从整体上来看，毛泽东强调的重点还是在“民主革命不彻底”一类阶级根源方面。
1960年后以各种形式进行的社教运动，是在人民公社体制内，在不从根本上触动公社体制弊端的前提下，反对这种体制所产生的农民自发倾向和农村基层干部权力异化这两个基本矛盾。所以，运动一方面“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又“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45），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做了某些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准备。另一方面，运动对农民“自发倾向”频频打击，又干扰了调整以来活跃农村经济的种种努力。
1963年四清运动开始时，毛泽东曾对它寄予很大希望，认为它是伟大的，“不比土地革命简单”，是“挖修正主义根子”，并几次提议为四清的胜利干杯。1964年他又几次号召把社教运动进行到底。但到1965年他却说“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46）。“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明确地表示，诸如社教一类运动不能解决党内外的阴暗面。
在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框架内，在体制创新尚未进入我们的视野时，四清一类运动的结果似乎只能如此。
注释：
①《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第215页。
②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1955年）。
③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
④参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第700页。
⑤《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74页。
⑥《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259、260页。
⑦《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318页。
⑧“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
⑨《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386页。
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52页。
（11）《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432页。
（12）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1961年6月。
（13）《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471～473页。
（14）《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528～532页。
（15）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106页。
（1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695页。
（17）《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416页。
（18）《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421页。
（19）《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10页。
（20）《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39页。
（21）《新中国反腐败通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5页。
（2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第196页。
（2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第197页、206页。
（24）《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788页。
中国大学排名
（25）《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242页。
（2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第252页。
（27）1963年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8）1963年4月9日毛泽东在听取白如冰汇报时的谈话。
（29）即《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
（30）《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758页。
（31）参见《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85年，第244页。
（32）《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24页。
（33）罗必良：《人民公社失败的制度经济学解理——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34）《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640页。
（35）《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640页。
（36）《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677页。
（37）《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第682页。
（38）《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01页。
（39）《农业集体化重要文献汇编》（下），第791、692页。
（4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305页。
（41）1965年3月3日，彭真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农村“四清”运动时发言。
（42）《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440页。
（43）《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8页。
（44）《中国共产党廉政反腐史记》，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年，第181页。
（45）《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1页。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46）《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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