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廉政制度设计中引入道德规范体系的思考

  　摘要：制度反腐的重要性勿庸置疑。但制度拘于其自身的性质和特色，对某些领域腐败的治理亦存在一定程度的限制。经验表明，在腐败行为滋生和蔓延以及惩治腐败上都起着重要作用。对道德予以规范化是当今世界不少加强官员道德规范的举措。因此，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在廉政制度设计中引进公职人员的道德规范体系，并为道德发挥作用提供支持，充分发挥道德的调节和约束作用，形成反腐防腐的内在动力，把道德的功能同的权威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促进权力运行机制的健康发展。

　　论文关键词：腐败治理：道德：法制化

　　作为一种共识，制度反腐的重要性已无须赘言。但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制度拘于其自身的性质和特色，对某些领域腐败的治理亦存在一定程度的限制。“行政的发展要求探寻一条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共长之路，在行政体制、律和行政道德的互补中，实现行政行为的廉洁、高效”。因此，在廉政制度设计中，应积极引进对于制约权力有着积极意义的道德因素，建立行政道德的规范体系，并为行政道德发挥作用提供环境支持，使其在与法律制度的相互补充中实现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约束，促进权力运行机制的健康发展。道德的内容非常广泛，本文所指是与公职和公共权力密切相关的道德。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道德治腐的文章屡见报端，大多者提出的道德治腐对策仅停留在行政人员的“自律”层面，即寄希望于塑造“好的人”，而忽视了道德的“他律”作用，即建立“好的制度”营造“好的环境”。张康之教授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季涛的《中国廉政的道德基础及其法制化》中尽管突出了制度道德的内容，但由于研究的侧重不同，对道德治腐的实践着墨较少。笔者试图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我国道德制度化的必要性展开探索。

　　一、道德治腐的理论与实践

　　腐败是职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非法获得私人利益的行为。腐败虽是学上的概念，但与伦紧密关联，一方面腐败这一术语中本身就包含了道德上的否定性评价，“现在政治生活中使用的腐败一词显然带有“道德”范畴的色彩”嘲；另一方面，腐败的个体行为表现也就是个体的生活腐化和道德堕落。道德自律性的薄弱是腐败现象蔓延滋长的深层次原因。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体制转型期，人们追求多元化的价值观，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完全确立，道德约束力下降。传统的封建宗法道德思想以及西方资产阶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使伦理大环境变得无序，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被严重扭曲，从而对行政伦理建设产生消极的影响。人们不仅对腐败的态度麻木，甚至是羡慕和效仿，社会风气为之恶化，从而助长了腐败的滋生。因此，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加强行政权力主体的道德约束是非常必要的。

　　道德是“主观意志的法”(黑格尔)，“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马克思)，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实践——精神的特殊方式把握现实世界，以一种内心信念和自律性规范的形式去引导人们做出“应当”的行为。道德对权力运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良好的道德品质能有效地约束公职人员滥用权力的行为，促使公职人员正确地运用手中的权力。道德建设属于主体性防止腐败范畴，通过优化和提高为政主体或公共权力行使者的道德素质来防止腐败，在预防腐败行为滋生和蔓延以及惩治腐败上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从预防和约束掌握公共权力者腐败欲望和动机的产生和膨胀来说，道德控制机制可以通过提升公共权力行使者的道德自律水准，从主观上对他们进行有效的、引导和约束，使其腐败的欲望和动机被有效抑制；而对惩治腐败者来说，则积极发挥谴责功能，从腐败者内心深处进行无情的惩处，并充分利用道德舆论的力量对腐败者和腐败行为进行鞭挞和谴责，从而增大腐败者的。

　　古今中外许多政治家和学者都看到了道德治腐的特殊作用。我国封建社会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学说，“道德至上”又是儒家伦理政治的核心命题，特别强调道德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把“修身正己”作为为官之德、治国之道，要求统治者及其官吏要有较高的素质和良好的道德保守，在官吏的选拔作用上有一套严格的制度，真正把那些操守好、德才兼备、公道正派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历史经验时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从国际反腐研究权威机构透明国际2004年国际廉政指数排名表中可以看到，在排名前五位的国家中，北欧国家占了3个，分别是芬兰、丹麦和冰岛，其中芬兰以9．7分的廉洁程度得分高居榜首，排除制度和法律的外在约束作用，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北欧国家长期以来塑造的较高的公民道德水准和良好的社会风气。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