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公民文化与社会监督(2)

　　公民是监督行为得以发生的内在驱动。“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社会监督作为一种参与行为，涉及政府官员接受监督的行为和普通民众对政府官员的监督行为。对于这两方面，公民文化的生成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公职人员的公民意识强弱决定其接受监督制约的程度。当他们公民意识不强时，其领导行为就会违背服务原则，产生个人专断和各种特权，而这种状况得不到社会机制制约时就可能合法化甚至制度化。其次，民众公民意识状况影响着人们行使权利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对政府的制约程度。公民只有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才会意识到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与应承担的义务。才会有能动的政治参与意识，并外化为政治参与和监督活动；公民只有具备对法制的高度认同，才会在监督过程中采取制度化的监督行为；公民只有认识到合作是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有力工具，才会提升社会监督有序化水平。

　　一言以蔽之，民主的信念和政治文化是一个国家实现民主的关键性条件之一；公民文化是社会监督优化的精神支撑。

　　(二)社会监督：公民文化发育的现实阶梯。

　　一般人都认识到，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社会监督)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但人们往往忽视问题的另一面，没有民主制度架构下公民的经历和体验，公民文化也不会发育成熟。换言之，成熟的公民文化不是民主制度建立的必要前提，而民主制度以及公民的民主生活经历却构成普遍、健全、成熟的公民文化的必要前提。从世界民主化的来看，无论是早发内生型民主国家还是晚发外生型民主国家，民主制度的和训练才是公民文化发育的现实阶梯。“中国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传统政治、体制的影响加上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传统比较多，而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这使得广大民众缺乏现代民主参与者应有的主体意识、法治观念和合作意识。建国后相当长时期里，“运动式民主”又使广大民众形成了“政治冷漠”。要使人民养成民主(监督)观念，并使这种观念为人们所牢记，只有让所有的人都和平地行使一定的权利。这已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监督的实践所证实。这告诉我们，不能仅仅注意到公民文化作为民主制度前提与基础的一面，更需注意的是民主制度的公民教育功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整体文化素质不高的超大社会来说，抽象的理论灌输可能事倍功半，而在社会监督的民主实践中学习民主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通过社会监督和政治参与，可以使民主这个复杂而深奥的字眼从理论的象牙塔走出来成为千百万普通大众的实践，经常性的民主生活使公民对民主制度由陌生到接受并最终形成民主习惯，从而公民文化得到滋养并不断发育成熟。与此同时，公民文化的发育成熟又巩固和推动着民主制度。

　　可见，公民文化和社会监督并非时间上的简单因果关系，而是双向互动关系，公民文化是社会监督优化的精神支撑，而社会监督是公民文化发育的现实阶梯，正是在二者的互动中促进了政治文明的发展。因此，在转型期中国民主建设实践中，必须选择正确的路径培育公民文化，优化社会监督。

　　三、路径选择

    (一)完善经济体制，夯筑公民文化发育的坚实基础。

　　“社会因素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在公民文化培育过程中，市场经济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导致人的依赖关系的解体，结束了绝对权力所要求的封闭和孤立状态，促进了法治观念和观念的形成，培育了人们以合作意识为基础的监督意识。要培育出成熟的公民文化，就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前应着重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首先，要建立现代市场经济新秩序。加强法制建设和完善执法体系，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法规体系;加快建立信用体系，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信用;建立和完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制度框架，加快我国市场从无序到有序的演进。其次，要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农民是我国民主建设最重要的力量。农村市场经济是实现农民意识现代化的大课堂。从主要方面看，要加速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当前主要应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创新，确立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增强千百万农户的创造活力。

　　(二)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构公民文化培育的制度保障。

    公民文化的发育迫切要求充分发挥政治特别是民主制度对观念变革的特殊作用。我国原有政治体制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初建于新中国诞生之际，形成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又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中不断得到强化。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存在诸多弊端，如“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思想”，这种体制堵塞了民众参与渠道，严重制约着公民文化的培育。现代社会的政治体制必然要有高度的自主性、适应性和凝聚性，才能有助于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在参与中熏陶公民意识和提高参与技能。对我国现有的政治体制按照代议民主的基本原则进行民主化导向改革，当前除坚持和完善我国巳构建的一系列民主制度外，应把加强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作为中国在新世纪政治体制创新的突破点，因为草根民主—社区自治是培育人们公民意识最好的舞台。

　　(三)加强社会主义公民教育，优化公民文化生成的启蒙手段。

　　其一，要改善学校的公民教育。在学校中开设独立的或综合性的公民教育课程，建立从小学到大学一体化的公民教育课程;在公民教育内容上变“法制教育”为“法治教育”;处理好公民教育与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的关系，把公民教育摆在独立和基础的位置上;在公民教育的方式上，要特别注重加强学生的实践本体论教育。不要把公民教育培养当作一种脱离实际生活、空洞枯燥的说教。其二，要建立社会的公民教育体系。充分发挥媒体的宣传功能，改变近年来媒体在公民教育上存在的角色缺位间题，特别是传媒要努力营造一个公民话语环境;建立专门的公民教育研究和推广机构，学术界应加大力度研究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取向的特点规律，增强公民意识培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其三，注重公职人员公民意识的培育。公职人员拥有健全的公民意识对培养良好的公仆意识起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然而，不少人存在误区:倡导公仆意识的构建而忽视公民意识的培育。事实上，公仆意识是建立在公民意识基础上的，公职人员应成为公民意识培育的重点对象。

　　(四)努力培育公民社会，培植公民文化发育的社会土壤。

　　公民社会是公民文化得以存在的土壤，是“公民价值的潜在储备库”。与西方不同，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是一个自觉过程，其推动力主要来自国家(政府)。目前，除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外，应致力于改革我国公民组织体制。我国目前的公民组织管理模式基本上还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选择型管理模式，公民组织基本上是政府伸向公民社会的触角。公民组织应具有非政府性、自主性等普遍特征。这只能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选择模式下才能获得，该模式认为公民组织和政府都是一种对社会公平正义负责的组织，任何公民都可以非常方便地成立组织;其支持力童更多的是来自民间。对于政府主导的我国公民社会进程来说，实现公民组织管理体制的转型迫切需要政府的制度安排和资源支持。此外，基于我国大多数社会成员对于公民社会认识还很不够，中国共产党要承担起教育民众全面认识公民社会的历史重任，将公民社会建设成为推动现代化事业的积极力量;我国的社会科学界应开辟更多相关研究园地，并结合国情建立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理论学说，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总之，只有通过全方位努力，才能实现国民文化心理的现代化，社会监督优化才能真正具有坚实的基础，人民的参与监督行为才会由自发转变为自觉，从被动走向主动，从浅层走向深人。随着公民文化的成熟和社会监督的优化，中国的政治文明程度将得以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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