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与错位(2)
2014-07-07 01:15
导读：大传统套小传统的现象还可以延伸重复，文化大革命就是生动的一例。革命秩序建立17 年之后，不论是因为权力争夺还是政策分歧，毛泽东要打破17 年的传
大传统套小传统的现象还可以延伸重复，文化大革命就是生动的一例。革命秩序建立17 年之后，不论是因为权力争夺还是政策分歧，毛泽东要打破17 年的传统和秩序，鼓动红卫兵向各级党组织进攻。那时站在党要一边的被称为保守派、保皇派，而冲击和打倒党委的叫造反派，国外叫激进派（radical ）。各级党委和保守派不知毛的意图，认识上发生错位，他们的逻辑是：既然现存秩序是革命的，对之造反就是反革命，就是「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
第二种，革命党转化成执政党之后发生的错位。革命党在「破坏旧世界」时，往往要倡导「造反有理」的意识形态，其中包括自由、平等、正义、人民至上等主张，在取得政权之后，有的革命党很快改变方针和意识形态，于是我们经常在教科书上读到：「大资产阶级当政之后，迅速从革命变为保守」，这是对上个世纪欧洲革命的描写。中国的情况有些不同，革命传统备受珍爱，因为那是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对五四、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赞颂，长期成为对青年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但是，不论是在1957 年、1966 年，还是在1989 年，这种教育都成了学生反现存秩序的意识形态源泉之一。1989 年学生就反覆引用毛的话：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认识上的错位发生在官民双方：一方面，初期相当一段时间内，体制内无人敢理直气壮地否定「学生运动是爱国的」这个论断；另一方面，许多学生直至中弹前，甚至中弹时，还不能相信果会发生「镇压学生」的事。这种认识错位在大风波之后得到了矫正，现在五四、一二九纪念日不但没有隆重庆典，反而成了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稳定压倒一切」代替了「同学们，起来」的口号，而学生中也很少有人视自己为那两场运动的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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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文化与社会、政治视角的错位。对同一事物、同一人物是保守抑或激进，论者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往往是一方在文化层面看问题，另一方在社会或政治层面看问题。比如，余英时和姜义华对于近代中国的保守或激进有针锋相对的观点，原因基本上是视角不同。余是从思想文化的主潮著眼，姜是从社会力量角度著眼。对胡适的评价也会有这种分歧，从反对传统文化，推进新文化运动这方面看，胡适是激进的，而从政治上的改良态度方面看，尤其对国共两党斗争所持立场方面看，胡适是保守的。所以很长时间有一种怪现象：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骂胡适激进，而大陆的政治批判则骂他保守和反动。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评价也有这样的问题，海外人士著眼于文革中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称文革的酵素为激进思潮，而大陆人士则强调其「封建余毒」的因素，认为指定接班人、呼「万寿无疆」无论如何不能算是源自马列主义，而是封建传统的基因在起作用，这个视角是政治的而非文化的。
第四种，认识新旧自由主义的错位。相对于维护封建主权的政治
哲学，自由主义曾经是一种新锐思想，而在资产阶级革命彻底完成后，自由主义逐渐取得正统和主流地位。在本世纪，随著社会变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刺激与挑战，加上内部学理性的探讨，传统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大为改变。主张国家干预，重视社会平等和福利的人成了新自由派，他们将坚持个体主义、自由竞争等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人称为「新保守主义者」。相比而言，中国的发展慢了一拍，当西方的新保守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时髦时，它实际上是针对新品种的新自由主义，即社会自由主义，它保的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而非自由主义之前的传统，而在中国，新保守主义恰恰是针对尚未成气候的自由主义的。西方的新保守主义是要维护和巩固自由主义，中国的新保守主义是不要自由主义。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第五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错位。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已有若干世纪，现代性及其所包容的科学、理性、自由、民主等等价值早已得到确立。当后现代主义向这些主流价值挑战时，它无疑是激进的，具有一种反叛性；它要批判性地反思占统治地位的、体制化形态的东西。如果不经消化反省，不作取舍地将后现代主义平面横移到中国，那么它的锋芒所向将不是理应批判性反思的旧意识形态，而是中国几代人努力争取但尚未到手的民主自由理想。这是一种时间和空间上的巨大错位，也是激进和保守在发达的西方和发展中的中国之间的错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