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应用 | 古代文学 | 市场营销 | 生命科学 | 交通物流 | 财务管理 | 历史学 | 毕业 | 哲学 | 政治 | 财税 | 经济 | 金融 | 审计 | 法学 | 护理学 | 国际经济与贸易
计算机软件 | 新闻传播 | 电子商务 | 土木工程 | 临床医学 | 旅游管理 | 建筑学 | 文学 | 化学 | 数学 | 物理 | 地理 | 理工 | 生命 | 文化 | 企业管理 | 电子信息工程
计算机网络 | 语言文学 | 信息安全 | 工程力学 | 工商管理 | 经济管理 | 计算机 | 机电 | 材料 | 医学 | 药学 | 会计 | 硕士 | 法律 | MBA
现当代文学 | 英美文学 | 通讯工程 | 网络工程 | 行政管理 | 公共管理 | 自动化 | 艺术 | 音乐 | 舞蹈 | 美术 | 本科 | 教育 | 英语 |

保守与错位(3)

2014-07-07 01:15
导读:中国目前正处在新旧交替阶段,我们曾长期藐视科学、践踏理性、鄙视文化、蹂躏人权、闭关自守、自外于人类文明和世界进步潮流,改革开放之后,我们


中国目前正处在新旧交替阶段,我们曾长期藐视科学、践踏理性、鄙视文化、蹂躏人权、闭关自守、自外于人类文明和世界进步潮流,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拨正了航向,但航程并非一帆风顺。旧的东西不但远未消失殆尽,反而极为活跃,力图全面卷土重来;新的东西不但远未形成主流或体制,反而在风雨飘摇中有夭折的危险。貌似激进的「后学」所攻击的,是自五四以来的现代化取向和进步传统,扮演的角色确实是新保守主义。当然,事情不可一概而论,许多研究后学甚至提倡后学的人仍然认同现代化和民主取向,但是,在文化界喧嚷得最厉害的若干后学家,其立场和观点是相当明显的。本文接下来集中讨论中国后学的大错位及其保守的实质。

二 国情、现代化和批判

对于中国大陆的后学家来说,有一件事情使他们相当为难,即一些西方著名后学家明确指出,后现代主义具有清晰的地理和社会界限。比如中国文化界最为熟悉的《走向后现代主义》的编者佛克马(Douwe Fokkema ),他在该书的中译本序中就像是专门要事先告诫: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不能摹仿的,它属于一个特殊的、复杂的传统。西方文化名流的奢侈生活条件是后现代想像和实验的基础,它在尚为求温饱的地区来说,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更为明确地断言:「在中国出现对后现代主义的赞同性接受是不可想像的。」他把脱离生活条件的超前引入称为「画饼充饥」。

只有少数后学专家愿意正视上述问题。王宁在为《当代潮流:后现代主义经典丛书》所作的总序中,对上述西方学者的主张回应说:应该承认,后现代主义只能出现在西方(请注意「出现」和「接受」的区别!),但由于天体力学、量子物理学等高科技的发展,时空界限大大缩小了,致使「长期处于文化封闭状态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和印度)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某种『后现代』色彩,追求时尚的新一代知识份子不可能不自觉地产生某种超前意识」,于是在当代中国先锋派文艺中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变体。陈晓明在论证「中国产生后现代主义的前提条件」时说:「当代中国经济虽然处在欠发达的『前现代化』水平,但代表第四次技术革命的高科技产业却也方兴未艾,『后工业社会』的种种近象也初露端倪,即使就经济发展状况而言,并不是找不到培植『后现代主义』的土壤。」以上两种论证本身有种种问题,这伫不必细究,我们从中仍然可以得出某些后学家不愿意承认的结纶:一,中国目前仍处于前现代化、前工业社会阶段;二,因此,现代化导向对中国有正面价值,它应该被肯定而不是否定,现代化现在是中国尚未达到从而应该追求的事业,它应被大力推进而非拒斥;三,即使少数趋时尚的文学家、艺术家要搞超前实验,后现代主义也不应成为宏观的社会、文化批评的方法或基准。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中国要现代化,这是全民族的共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了现代化的漫漫旅途,其间充满了挫折、失望和教训,失去了不少时间和机遇。除了外敌入侵之外,中国现代化事业受挫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长期不能确立与此事业相应的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一方面,始终有人把现代化当成是西方包藏祸心的阴谋,另一方面,由于不愿承认西方的先进性,总想另辟新路,走捷径。这两方面往往互相联系,表现为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情绪。当代中国的后学,恰好具有这种抗拒现代化的特徵。比如,刘康最近把自己的立场表白为「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选择」,但他却一点也没有论述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现代化,中国到底应该选择哪一种,只是反覆强调要批判「市场万能」、「资本主义万能」、「一元决定论话语」、反对「把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加批判地当成绝对和普遍的标准」。由于没有具体所指,这些批判要么是无的放矢,要么是官方批判「全盘西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理论上,可以说「条条道路通罗马」,但实际上,现代化的选择、制度创新等等并不存在无限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人最好认真思考一下英国自由主义传统的经验主义前提:人类并不能凭主观愿望和对理性知识的自信,来为一个民族规划全新发展道路。要尊重既往的经验,既包括西方成功的经验,也包括我们失败的经验。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都有一蹴而就、扬眉吐气的动机,对其惨痛的经验教训麻木不仁,想化腐朽为神奇地从中打捞出「后……」的优越性,恐怕要有指鹿为马的本事才行,比如,这种说法就令人啼笑皆非:「今天,我们应把毛泽东所谓『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定期的全国性直接普选,这才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对文革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七、八年再来一次」指搞「阶级斗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令人闻之色变的,说它的本意是专政倒不错,但要从中转化出直接普选,恐怕要比把羊头接在狗身上更难。问题是如果鼓吹者还有一丝民主理念,「定期的全国性直接普选」太容易想到了,稍有一点近现代政治思想知识,或稍听说现代民主国家的作法就行了,何需苦海捞月?这是不是表露了一种拒绝和憎恨「西方经验」的心态呢?在另一位经常借助萨依德(Edward W. Said )的「东方主义」的后学家那伫,抗拒现代化的思想表露得更坦白和彻底。对他来说,中国现代化受阻和受挫的问题是不存在的,中国面临的危险是重新变成殖民地:「与其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后殖民的时代,不如说是一个新殖民的时代。」诸如「与国际惯例接轨」、「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等都是殖民话语。在人权问题、市场经济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上,中国应有自己的标准,以便「从根本上去挑战和拒绝西方权势话语」。他的价值取向相当清楚,他把「自由、民主、多元、作家的独立性等概念」全当成「资本主义观念」。
上一篇:世界性视野中的“中国模式”(1)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