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6)
2014-07-14 01:26
导读：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具有情绪化的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的压力而出现的。西方的各种压力来自于政治、经济、文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具有情绪化的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的压力而出现的。西方的各种压力来自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侵略，然而大多数民族主义者经过记忆的重构将这些转换为资本主义精心的政治阴谋，因此没有摆脱传统的情绪化反应这一模式。这一模式可能很激烈，但也不会很持久。如果他们认为压力减弱，反西方的情绪也会渐趋平缓。情绪化的民族主义只是暂时的、盲目的、非理性的。这一特征是一直缠绕着中国的民族主义而挥之不去。以王小东等代表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试图在理论上建构民族主义，摆脱单纯地由民众情绪来主导民族主义，使其不断地走向成熟，走向一种理性的、持久的、理论化的民族主义。王小东以西方的生存空间理论、社会进化论等重新构造民族主义，并带有很强的种族主义倾向。从理论上来说，这样的改变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对外方面不同于传统的民族主义，它更带有扩张性而不是封闭性，更带有侵略性而不单单是防卫性。这点新的变化值得注意。但这样的变化不足以摆脱情绪化的缺点，恰恰因为其理论的极端性而产生的非理性冲动加剧了情绪化。
这种情绪化也表现在民族主义的言说之中。王小东们希望痛快淋漓，在国家外交方面，要加强军备，反抗霸权，要敢于战斗，除强扶弱。这样的情绪也表现在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说中，他们蔑视纠缠于细节和逻辑的学者，认为是迂腐和"胡搅蛮缠"的表现。他们的文章希望痛快淋漓，气势磅礴，不拘逻辑，而以震撼力来感染读者。这样的情感宣泄极易走向口号似的呐喊，甚至是非理性的狂妄与自负。王小东曾在文章中这样评价现代中西方思想家，他说："在现代，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西方并没有出什么像样的思想家（在自然科学领域，西方确实还在涌现一些伟大的思想家）。西方的那些'伟大思想家'往往只是在那里自私地谈论自己的那点小利益，伪善地装装'博爱'、麻痹麻痹处于边缘的第三世界人民而已。虽然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迄今为止表现得比西方的知识分子更思想贫乏、更弱智，但我相信，21世纪人类伟大的思想家多半将出在中国。"[19]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中国民族主义的另外一个致命缺陷在于其内容空洞化，仅仅成为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许纪霖语）。民族主义的情绪化特征使得其从根本上无法提供关于国家的建设性的意见和问题解决办法。它过分强调国家本位，以国家作为一个不加划分的利益主体，而构成国家的最基本单位--个人却没有得到考虑。民族主义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只是在民族关系或者在民族国家关系方面表现出一种情绪、姿态和策略，但在国家内部如何发展（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在经济方面的持久动力，经济中的单位不是国家、民族，而是个人。缺乏对个人的关注、尊重和激励，空谈民族，无法获得这种经济发展动力。同样，过分强调民族国家的权力，忽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也与现代政治发展趋势相背。但不可否认，民族主义会增强民族凝聚力，在很多方面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而其本身并没有提供发展经济或政治的具体方案。
从上看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由情绪支配的貌似强大的空壳，内在建设性的不足在于它没有从前现代的文化的种族的认同发展到民族国家的认同，没有从本能的爱国主义发展到理性的爱国主义[20]。而中国民族主义者甚至以文化的种族的认同忽视以至取代民族国家的认同，过分强调本能爱国主义的高尚，以贬斥理性的爱国主义的功利化。而这种转变必须通过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以民主的方式来保障国内的个人公民权利，使其认同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其价值体系和目标。民族主义的这一弱点已被一些学者洞悉，许纪霖一针见血地指出："民族主义在中国，成为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徒有激情洋溢的爱国情绪，而始终缺乏稳定的、持恒的、为共同体的人们所基本认同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而这些迫切需要建构和认同的实质性内容，恰恰又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所最匮乏的。"[21]在论及九十年代的国族认同时，徐贲也透露出其过分依赖于文化的、历史的、种族的认同，他说："由于缺乏价值内容和正面国族参照群体，九十年代的国族认同越来越依赖民族初发因素的维系，依赖自然或历史的象征(长江、黄河、长城、炎黄等等)，形成了九十年代的民族主义脱离公民社会建设的趋势。这种民族主义所激励的情感爱国主义和民主公民社会的宪法爱国主义是不同的。其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缺乏后者所具有的民主价值内容，前者的国族认同需要极度地以疆域界定（'我'与'非我'）来弥补其内容限定的不足。"[22]中国民族主义以盲目而热情的自我认同来对抗其他民族国家，结果却是自身的迷失和空虚。并且它批评和排斥自由主义，断绝与自由主义的理论联系，通过批评自由主义获得自身的学术自性，这决定了它在国内政策方面也不得不对自由主义指手画脚，致使对于内政建设无法提出建设性方案。这造成它的理论的主要关注点囿于中国国际关系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