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民族主义”(2)
2014-07-31 01:00
导读：3. 更为中性的观点是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前景。 Unger指出：“Friedman和白杰明展示了看上去处于对角线两端的两个场景。”但他认为，这
3. 更为中性的观点是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前景。
Unger指出：“Friedman和白杰明展示了看上去处于对角线两端的两个场景。”但他认为，这也反映了中国的现实。“中国的民族主义就像《圣经》中约瑟的那件色彩斑斓的外套。它不是由一块布缝制的，不可以作简单理解。它是由政权反复灌输的爱国主义政治召唤、汉民族认同，以及文化自豪感；它是建立一个伟大的民族的抱负与日益增长的地方本位主义的混合物，它同时包括开放的乐观主义和仇外情绪。”Unger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前途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前景：“只要经济发展顺利，只要中国在
世界经济中的未来看上去光明，开放将占主流，反常的民族主义情绪只能在大众娱乐中满足一些情感需要，而在实际生活中无甚吸引力。如果正好相反，当下的经济扩张情况恶化，如果中国人的抱负成为泡影，全套的高度民族主义情绪随时可供作更严肃的考虑。”⑤
Unger还介绍了其他学者的一些观点⑥。《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第一章由James Townsend撰写。这一章主要是针对以Joseph Levenson为代表的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是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即以中国文明为忠诚对象，而不以国家、种族（State或ethnicity）或两者兼有为忠诚对象。James Townsend认为：今日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多层次的复合体，包括政治民族主义、汉民族认同，以及文化主义自豪感。所有这些情感都被本世纪更迭的中国政权部分地塑造或重新塑造了。第二章的作者Prasenjit Duara（杜赞奇）则受到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启发，试图对民族主义重新分类，其结论对于Townsend的观点是一个补充。
John Fitzgerald在第三章中则试图描述中国的近当代国家政权如何不断地改变国家的定义，以及伴随的民族主义内容。他试图论述19世纪的儒家改良派为何仍旧恪守认同于中国文明的文化主义传统，世纪之交的自由共和派如何认为国家是公民的集合体；如何和为什么国民党的革命者和国家缔造者们将国家定义为中国种族的集合体，而共产党则加进了阶级内容。他认为，公民、种族或阶级的国家概念都是国家政权制造出来的，中国人民对于他们的从属关系则另有概念。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白鲁恂（Lucian Pye）则在第四章中探索“非政权主导的民族认同形式”。他认为，除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关于民族的概念之外，还有“通商口岸（coastal treaty ports）的现代化中国文化”。他声称：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是最现代化的人们成为民族主义的代言人，唯独中国是例外。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少有现代化的领导人。白鲁恂认为，中国今天面对的仍旧是“不发达的和不完整的”（inchoate and incoherent）民族主义形式。他将此归咎于中国“早期对于战前发生在沿海地区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汇合的排斥”。
王赓武则在第五章中将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汇合的失败归咎于“五四”运动的“自由民族主义”的两大政党的排斥。王怀疑共产党在抗日游击战期间在北方农村的农民中宣传的民族主义是否真在随后的共产党的胜利中起了关键性作用。但Unger认为，很少有人能够怀疑战争和共产党的组织工作确实为以民族主义——当然还有其他许多东西——穿透地方主义壁垒开了路。
Allen Chun则在第六章中以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框架分析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如何重新塑造民族主义的内容。他认为，台湾政权是将民族主义与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相联系，并且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纪律与控制的部分，将这种由国民党自己重构的传统中国价值通过学校、大众传媒和军队向台湾民众反复灌输。
George T. Crane则在第七章中着重讨论经济特区的重大意义。他认为，经济特区及其经济实践已经逐渐改变了中国的民族认同。他甚至导入了“民族经济认同（national economic identity）”这样一个概念。他和Towsend都认为，中国的大众并没有好斗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相反，80年代和90年代都是中国人开放地接受外来思想和影响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