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民族主义”(4)
2014-07-31 01:00
导读：可以想象，很多被列入这张名单的人自己是不会同意被列入的，其他中国人也不一定同意把他们列进去。 白杰明把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反西方情绪看得
可以想象，很多被列入这张名单的人自己是不会同意被列入的，其他中国人也不一定同意把他们列进去。
白杰明把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反西方情绪看得如此之重，就不能不面对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即自“五四”以来，特别是自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乃至大众传媒的主旋律是批判一切有关中国的东西，而赞许一切有关西方的东西，这个主旋律到了90年代只是略有些少改变而已。对此，白杰明的解释是富有启发性的，他专辟了一节，标题为“自我憎恶和自我赞许”（self-hate and self-approbation）。他认为，中国有着自我厌憎（self-loathing）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晚明。自19世纪中期起，这种冲动再次浮现出来，从谭嗣同到鲁迅到李宗吾到李敖到柏杨到孙隆基到龙应台到刘晓波。白杰明认为：“自我厌憎不仅满足了解释可悲的中国现代史的需要，而且强化了被普遍接受的民族独特感。羞耻、积弱和民族受辱感常常被宣传家和政客们用来灌输爱国主义愤怒。”换言之，自我厌憎照白杰明看来也可用为民族主义添柴加火。笔者很难同意这种观点，虽然它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但白杰明对于自我厌憎提供的一个参照性解释是十分有趣的：“Hannth Arendt将这种态度与一个民族新近受到过的极权主义伤害相联系，她在分析德国1950年的情况时，勾画出一种在中国城市精英中随处可见的态度：‘Schadenfrende，对毁坏有着一种恶毒的快感。好像德国人，在被剥夺了统治世界的权力后，干脆就高兴地躺在地上不起来了，就旁观国际紧张局势和统治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错误来取乐，根本不管这些事件可能对他们自己产生的后果。’”白杰明亦以王朔的话来调侃中国城市精英们的自我厌憎：“总而言之，外国人比较天真……他们在物质上绝对富，可在精神文明方面就贫乏了。他们就知道抽大烟，那是人造兴奋剂！我们中国人可知道怎么糟践自个儿取乐儿。”另一位美国学者，《中国的民族主义》一书的主编Unger则用“捶胸顿足”（breast beating）来形容中国城市精英们的自我厌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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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我厌憎问题上，白杰明特别提出了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和李少红等中国的“新浪潮”导演：“他们自己的杂牌的电影沙文主义（这种沙文主义是自憎与自恋双重传统的混合物）与产生自中国在20年代与30年代的民族野心的电影传统一脉相承。”对于不喜欢张艺谋等人的中国人来说，张艺谋等人只不过是制造伪民俗以满足西方人的自大心理与窥淫癖（voyeurism，白杰明在文中指责张等人的电影部分地是满足中国人的voyeurism，但根据张等人的电影在西方频频获奖而在中国观众不多这一点来看，可以推断，张的电影更能满足西方人的voyeurism）;对于其他中国人来说，张艺谋等人和前面被指责的崔健等人的亲西方情感、取悦西方的愿望也是明显的；但白杰明则另有看法，这确实是很有趣的一件事。顺便提一句，前面提到过的Edward Friedman，乐观派，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认同与民主前景》一书中相类似地认为寻根派作家（roots writers）实际上是“原生的法西斯排外主义者（virtually protofascist nativists）”⑩。而我们知道，寻根派作家的共同之处仅在于他们的题材，至于其他方面，关于西方的态度，关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等，则观点各异。
白杰明所撰写的这一章的一个引人注目、也值得我们思考的一处是对于袁红冰的评价。他为袁单辟了一节，标题为“袁红冰：在风中撒尿”。大多数西方新闻媒介都把袁红冰塑造为持不同政见的“自由派”人士，而白杰明则指出，“他的
哲学与其说是自由主义的，不如说是尼采的（白杰明还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很长的崇拜尼采的历史）”，袁是一个“中国法西斯主义”（sinofascist）者。就白杰明所分析的袁所著的《荒原风》一书的文本来看，白杰明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是，白杰明仅仅指出了在《荒原风》一书中袁鼓吹以核战争等手段消灭“科学理性”的西方，却没有提袁认为“政治理性”的中国比西方更差，更应消灭B11。然而，从袁的例子看，白杰明厌恶中国知识界的自我厌憎是有道理的。自我厌憎的孪生兄弟不见得是白杰明所说的自我赞许，但很可能是毁灭一切的疯狂，包括毁灭西方。对于这种洞见，中国的知识界是应认真反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