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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崛起论”的定位是否准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时期
中国“崛起论”就国内来说，具有把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从过去的政党认同转向国家认同的政治意义。这里涉及一个国家利益的合法性转向，如何凝聚几近崩溃的人民的政治认同，用国家形态来重新塑造国民对于国家的认同，这是我从这个理论中读出的潜在的意义，我认为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做些文章，有利于推进政治改革从一般行政领域上升到国家政体的层面。现代国家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新的政治形态，近百年来，我们不乏民族意识、政党意识、阶级意识，但国家意识、国家利益却只是限于一个狭窄的被垄断起来的外交领域，还没有深入每一个国家公民的心灵。所以，我认为虽然这个问题的提出更多的是基于执政者的对外关系的考虑，但完全可以通过国家利益问题的探讨，来整合目前混乱的社会政治意识。它的潜在的内政意义大于外交意义。
建设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是我们当今的时代主题，也是现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因为从新旧两个政治传统 来看，有关现代国家的理论与实践都远没有完成，甚至还只是刚刚开始。因为现代国家涉及国家的主权、政体、公民权利与义务、法制、民主与宪政，以及公共德性等多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在我国都很缺乏，甚至需要从零开始建设。一个强大的宪政国家，加上公民自由权利的充分保障，再加上一个繁荣的市场经济社会，这些是现时代的中国国家建设的主题，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内政目标。从历史上看，它们也是西方发达的民族国家在三、五百年所大致走过的历程。
但是，问题在于面前的世界格局和21世纪的国际新秩序正在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化，我们正处在一个世界政治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历史时期，而这个所谓新时代所面临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与我们的国家主题不一致的，甚至是相反的。应该看到，西方主流社会早已经走完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阶段，它们主导的世界格局正进入一个后国家（post——state）的时代。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已经逐步纳入一个后国家的国际新秩序中加以解决，现代民族国家的核心问题不再是国际政治的首要问题，国际机制、国际联盟和跨国经济等逐渐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中心问题。而这样一个全球化日益密切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显然不能脱离国际社会而单独发展自己的国家经济，构建自己的国家利益，因此，在与国际主流社会的交往中，几乎所有的后发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一方面要建设自己的现代国家，这是一个必须但又没有时间可以从容完成的补课内容，但另一方面，又必须适应国际的主导趋势，加入世界秩序的去国家化的议题之中。
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它在世界格局中日益占据一个重要的地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其经济的持续发展如果能够长期保持的话，它作为一个地区性大国的位置显然无可争议，甚至在今后还具备了发展为世界大国的潜力。但是也正是因为此，我们面临的两难困境也就格外严峻。一方面，我们要构建我们的现代国家，真正到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方面为国家的发展奠定基础，通过国家来凝聚人民的认同，并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使中国成为与其历史、地域、人口和文化相匹配的现代国家；但另一方面，一旦中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国家，它不可遏制地就势必对现有的国际格局产生影响，与其他国家或国家联盟发生利益冲突，因此难免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发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