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10)
2014-09-23 01:42
导读：此期苏联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特别体现在和平解放新疆的问题上。尽管早在1949年4月张治中等国民党和谈代表决定留在北平之时，毛泽东已经考虑“用
此期苏联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特别体现在和平解放新疆的问题上。尽管早在1949年4月张治中等国民党和谈代表决定留在北平之时，毛泽东已经考虑“用和平解决西北问题”了[78]，但中共当时既不了解三区的具体情况，与新疆当局也没有任何接触。而苏联方面在7月底8月初已经通过与陶峙岳、包尔汉的接触，了解到新疆当局有举行和平起义的意愿。8月中旬苏联总领事萨维列也夫即对陶峙岳等人表态说：中国将于9月组成新政府，苏联即将予以承认，希望新疆方面及时主动转变。“局势已进入必须转变的阶段，不能有所犹豫了”。[79]这无疑对促进新疆的和平起义产生了作用。
8月26日兰州解放，人民解放军日夜兼程，继续西进，迫使新疆军政首脑下决心举行和平起义。经过与新疆当局的联系，苏联副总领事叶谢也夫于9月2日亲往伊宁，并连续两次会见邓力群。叶谢也夫说，和平解放新疆的形势已经完全成熟，苏联保证国民党方面将无条件接受中共的和平条款，希望中共方面抓住时机，果断行事，立即设法开始谈判。叶谢也夫还几次建议邓力群迅速到迪化，直接与新疆当局接触，并表示苏联方面负责从中介绍，同时保证中共代表的绝对安全。经与叶谢也夫商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后，邓力群于9月15日秘密到达迪化，在苏联领事的大力协助下，与陶峙岳、包尔汉进行了正式谈判。不久，新疆国民党当局便通电宣布起义。[80]
当然，斯大林建议并帮助中共迅速占领新疆，也有为苏联利益考虑的一面。通过米高扬访华和刘少奇访苏，斯大林已经知道未来新中国的领导人在蒙古和东北问题上是有所考虑的。因此，莫斯科把新疆作为礼物奉献给新盟友，无非是希望毛泽东接受在外蒙古和东北问题上的既成事实。[81]同时，这样做的结果也使斯大林在新疆问题上有了发言权，从而巩固和加强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及特殊地位。惟其如此，苏联才一再坚持中国应把新疆的省会确定在伊犁。新疆和平解放后，苏联领事馆就曾向邓力群建议，新疆的省会应由迪化迁移到伊犁，其理由主要有两条：在政治上，伊犁是三区革命的策源地，民主干部大多集中在那里；在上，伊犁是苏新贸易的重要通道，而新疆经济的改善主要靠的是苏新贸易的。尽管邓力群表示兹事体大，个人不能表示意见，苏联方面还是坚持要他转告中共中央。全国解放以后，苏联驻新疆总领事又在一次欢迎来自北京的代表团的宴会上，公开提出这一建议。[82]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新疆对于苏联的特殊意义，在中苏最高领导人关于新的中苏同盟条约的谈判中也有明显体现。1949年底，毛泽东亲自前往莫斯科，经过一番艰苦的较量，终于迫使斯大林同意重新签订中苏同盟条约。[83]不过，引人注意的是，当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时，由赛福鼎、邓力群等人组成的新疆省代表团已经先期抵达苏联，陪同的还有驻伊犁领事阿里斯托夫和地质考察团团长斯图德尼科夫。中苏两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同时还单独要一个省组团参加，这只能说明苏联对新疆是有特殊要求的。果然，在中苏双方确定了同盟条约的基本原则后，斯大林在谈到贸易条约时，似乎是漫不经心地问：“我们是同新疆、满洲和其他省签订单独的条约还是同中央签订统一的条约？”斯大林知道新疆代表团就在莫斯科，当然是希望与新疆单独签约。毛泽东的回答是：同新疆的条约必须以中央政府的名义签，但同时可以和新疆有单独的协定。[84]至于当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条约和协定有什么不同的含义，现在不得而知。不过，在后来关于苏新贸易和在新疆开办两个中苏合股公司的谈判中，中国方面均以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为首席代表，议定书也均由中央政府统一签署，只有文化协定是新疆代表团自已谈的。[85]
中苏谈判的结果，总的来说是苏联做出了重大让步，条约大体上是按照中方的意见签署的。[86]为了保障苏联在东北和新疆的特殊利益，斯大林采取了最后的补救措施。在中苏谈判即将结束时，2月10日莫洛托夫送来一个《补充协定》草案，其中规定在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领土上以及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公民参与经营活动。对此，中方没有提出原则性的修改意见。为了安抚莫斯科，周恩来甚至还提出，中国准备采取经济措施，逐步减少外国公司和组织在东北和新疆境内从事的经济活动。[87]虽然说苏联的这个要求确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但其目的无非是消除西方势力对新疆和东北的渗透，而这在当时对中国并没有什么坏处。在新疆和平解放前夕，除苏联以外，各国驻新疆的领事馆均已自行关闭，中国方面为此所做的只是要求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侨民限期放弃双重国籍。[88]不过，《补充协定》的签订也清楚地表明，斯大林希望在中国政权更迭以后仍然保持苏联在新疆的特殊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