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4)
2014-09-23 01:42
导读：当然，战后成为世界强国的苏联对大而弱的中国不是没有所图的，不过，这里有一个利益限度的问题。从上看，俄国的在华利益涉及到与中国接壤的三个地
当然，战后成为世界强国的苏联对大而弱的中国不是没有所图的，不过，这里有一个利益限度的问题。从上看，俄国的在华利益涉及到与中国接壤的三个地区，即东北、蒙古和新疆。早在19世纪末，俄国就为了在太平洋寻找不冻港和出海口而与日本激烈争夺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而为了保证西伯利亚铁路动脉的安全，则致力于在蒙古地区建立一个广阔的缓冲国。斯大林正是依据俄国在远东的传统外交战略，确定了苏联战后对华政策目标：在东部，以夺取中东铁路和恢复对旅顺口的控制，建立从苏联内地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为目标；在中部，以策动外蒙古脱离中国，建立苏联卵翼下的独立国家为目标。[29]显然，面对战后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和美国对亚洲事务的干预，苏联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已非易事，如果再搞出一个新疆独立的事件，势必影响全局。因此，苏联对中国西部的目标是满足于保持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影响，促成一个在莫斯科控制之下，或至少是亲近苏联的新疆地方政权。从现实的角度看，在新疆实现这样的目标比较容易，且不会引人注目。
在这方面，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是比较准确的，尽管中国提供的情报极力渲染新疆局势的严重性和危险倾向，但他在1945年3月9日致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的电报中认为，苏联“虽然不一定反对在新疆出现自治局面，但是莫斯科的宗旨是始终要对当地政府的政策方向施加压倒一切的影响，尤其要左右新疆的全部对外联系。直接目的可能是要保持对地方当局活动幕后的控制权，而不公开承担任何行政责任。”因此，对于新疆来说，在最近一个时期，“主权问题将处于次要地位”。[30]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以及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中的表现，充分说明了苏联对新疆问题的真实考虑，说明了苏联策动新疆事变和支持成立一个独立国家的举措，不过是为实现其在华根本利益而施展的手段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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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三区革命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了关于战后安排的重要会议。鉴于对德战争即将胜利结束，而且这次美苏首脑接触是斯大林正式提出苏联在远东地区全面要求的最后机会，因此可以认为，这次会议的结果反映了苏联在华利益的最根本的要求。在2月8日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晤和2月11日关于远东协定的讨论中，根据苏联的要求，苏美英三国领袖一致通过了苏联加入远东作战的条件：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大连作为商港的国际化并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苏联租用旅顺港作为军事基地，由苏联和中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但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和中国在满洲的主权。
最后，苏联表示准备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友好同盟协定。
在这里，斯大林只字未提新疆问题决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时疏忽，这恰恰反映了在苏联对华政策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和根本利益当中，新疆问题只是莫斯科随时准备打出的一张外交牌。所此，苏联一方面希望美国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政府接受这些要求，[31]一方面试图把新疆问题作为筹码，通过中苏直接谈判实现这些设想。
为了使中国能够接受雅尔塔协定，苏联开始注意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并且在解决新疆问题上加快了与中国的接触。自潘友新被召回国后，空位近一年之久的驻华大使之职终于有了新的人选。1945年4月，新任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在赴任途中专程在新疆停留，听取了驻迪化总领事的情况汇报。4月13日，当蒋经国携带蒋介石的亲笔信抵达迪化时，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的负责人会见了他，双方就苏联与新疆关系问题交换了看法。[32]特别是在旧金山会议上，苏联明显地对中国表现出友好姿态。4月15日和26日，出席会议的宋子文连续电告蒋介石，莫洛托夫对中国代表团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好。6月13日，奉命去莫斯科了解罗斯福去世后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立场是否有所改变的霍普金斯回到华盛顿后，立即与宋子文举行了一次重要会晤。霍普金斯十分明确地向宋子文转达了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立场：“中国，包括共产党在内，在目前还没有一个能统治全国的领导人，由于苏联不愿与一个分裂的中国谈判，斯大林准备支持蒋介石总统及其政府。而且苏联无意侵犯中国在新疆或其他任何地方的主权。苏联将主动邀请中国代表进驻满洲，与苏军合作组织当地的政府。关于中国共产党，苏联认为这是中国内部的事务，与苏联无关。”[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