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民主化与漠视的政治(11)
2014-10-09 01:15
导读：从反对霸权的观点出发，首先应予以提出的问题是，企业的哪一部分能够成为某些工人组织与其它进步因素的潜在同盟？它们将在何种环境中求得生存？
从反对霸权的观点出发，首先应予以提出的问题是，企业的哪一部分能够成为某些工人组织与其它进步因素的潜在同盟？它们将在何种环境中求得生存？19世纪30年代，瑞典农场主及小规模的资本主义部门在联合工人营造社会民主的提升和所谓的瑞典模式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被奉为成功的、民主的和包容性积累形式的一个例证。某类企业可能受益于环境调整，而另一些则能于金融调整中得到好处。同样的调整或许能延伸到公共生活的伦理标准，以便于打破政治腐败、新自由主义政府与仿佛一场瘟疫席卷19世纪80、90年代的食利者政治之间的关联。在此，还部分地存在着一场金融（或食利者）与生产主义观点以及为后者所必需的时间框架之间的斗争。即使在制造过程的内部，不同工业（即那些包含着更高技术和资本更为密集的工业与那些劳动更为密集因此也更容易遭到第三世界廉价进口伤害的工业）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这样，在保护性措施缺席--为最近的关贸协定所禁止--的情况下，工业力量将以不同的方式对劳动问题做出反应。生产智能软件的高技术公司将吸引和保留高技术工人，提供良好的福利举措，还可能对工人组织采取一种相对宽容的观点。在资本密集的汽车工业当中，劳动支出仅占总支出量的10%，结果，工人得到了较为优厚的收入和一种合理的工作安全度（至少到19世纪80年代为止），这部分地缘于传统上组织良好的工会。从逻辑上讲，破坏独立工人组织的企图和敦促取消最低工资以及较少调节工作场所的卫生与安全，这会更吸引那些遭到贸易自由化及诸如
服装贸易这样的廉价进口最大威胁的工业。
居中偏左的政党需要仔细斟酌这一形势，与某些工业部门保持联系，以便为重新调整的行动争取一些必要的支持。在此，作为社会有机体的分离与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安全感的结果，经合组织国家里包括高收入者在内的中产阶级的焦虑与日俱增。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的青年失业现象，显然将要变成一个令人棘手的问题，甚至殃及到特权阶层的后代。这意味着使新自由主义政策合法化被证实是更加困难的。在这个意义上，新自由主义吞噬了自己的子孙。一种普遍的焦虑和不安越来越广泛，并和所谓的北南之分交叉在一起。铭记于此，共同体和基层组织在世界许多地方纷纷涌现，而其余的种种发展则表明，真正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选择和严肃的政治正在被创造出来--尽管这些条件同样被证实为宜于法西斯主义的复现。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于是，一种阐释19世纪90年代的政治变化的方式便是将今天世界政治舞台上的社会运动与19世纪30年代的做一个比较。在19世纪30年代，诸多"生产主义"的因素（不只是工业和农业工人，还包括企业）主张进行社会保护。这在一些国家里部分缘于工人的权力和组织。而在另一些国家，组织起来的工人力量十分微弱，这为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他们试图摧毁左派、破坏独立的贸易联合体）的并行发展以及许多国家的专制主义提供了解释。因此，诸多新型的国家形式出现在19世纪30年代--一些相对比较民主，而其它的一些则十分相反。法西斯主义的转向与更加趋于管制的、干涉主义的和卡特尔化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巩固同时发生。这一定程度上甚至出现在英国，而上述这些国家主义倾向以战后不同的福利民族主义国家形式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得到了加强。布莱顿伍茨会议就寻求在国际层面上约束食利者的力量做了安排（Helleiner，1994）。
最后，需要新的集体力量概念--它不仅可以被用于地方或国内，而且还可以被用于国际层面上。比反抗权更为重要的是与动员民众创造可行且可付诸实践的不同选择以及进行社会选择的能力联系在一起的更富建设性的权力概念。此类动员对世界范围内资本力量的民主化是必须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这般民主化没有必要取消市场，或者，事实上没有必要以专制主义观点的国家计划替代作为一种制度的市场。不过，这的确意味着社会因而也是市场的构成越来越不以人类生活和自然的纯商品化倾向为前提。因此，在认同和扩展全球共通的思想之际，需要付出努力去扩大对共同领域和设施的控制，并使之本土化。虽然地方控制和责任至关重要，但是，在这一例证中，考虑到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使用要使政策能够以适合于全球环境可持续性的方式展开，一些跨国规划与合作的形式也是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