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民主化与漠视的政治(7)
2014-10-09 01:15
导读：新自由主义全球层面的宪法主张构成了居于国内层面上的熊彼特精英主义民主理论的对应物，只是它所它包含的统治形式，就参与方式而言，比起国内层面
新自由主义全球层面的宪法主张构成了居于国内层面上的熊彼特精英主义民主理论的对应物，只是它所它包含的统治形式，就参与方式而言，比起国内层面上的自由民主显得要更为间接和更具选择性一些。制度和宪法的指令重新得到设计，以期能够维护新自由主义的安排，比如说，它给予少数人的资本利益以更大的否决权，并使得未来的某种政治变化更为困难。宪法条款的改革意味着（未来）政治家们对财政与金融政策或贸易保护主义（即，提供社会保护以免世界市场力量侵入）的操纵余地有了束缚。我所指的有关此类"经济宪政主义"的例证便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马斯特里赫条约、以及最近的关贸组织乌拉圭协定。这些安排的设计是为了以具有约束力的限制或规则补充市场规训，阻止当选的政治家们运用大范围的政策去保护国家和地方的利益。我称之为"新宪政主义"的这些改革措施，是国际流动资本结构性力量增长--即在世界层面上的资本重构--的直接政治对应物。
与19世纪70年代早期和中期相对应，在经济事物中，新自由主义之类的观念和主张开始标志着制度与决策重塑的正统。其实，一些新自由主义政策最忠诚的感化者便是对西欧福利国家取悦工人、保护不良企业的做法提出批评的东欧前共产党国家。另一些信念更为坚定的经济新自由主义者则出现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如大卫·劳（David Law）所说，许多与此话语相关的观念在20世纪70年代并非那么新颖。比如，贸币主义便建立在贸币数量理论之上，多依靠市场力量，少依赖国家计划则是与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批评有关的一个旧思想。甚至私有化亦并非一真正的原创性观念。
不过，可以称得上是比较新颖的东西则是上面提到的与国际规则的约束、跨国组织的重组、以及政府机构的定位有关的改革。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设计是为了与商业文明（即英国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借助于新的刺激保护体系在国内培植一种"企业文化"的尝试）及市场规训的形式求得相互适应。如，国家机构的设置是为了与服务设施中涉及私人的部门相适应并像市场动物一样行事。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诸如此类的发展在我们对社会的体验和理解、对未来的感受方面具有丰富的启示。在许多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里，这种情况尤为真实，因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伴随着一种经济停滞或萧条（以及前共产主义国家一种灾难性的经济崩溃），尽管东亚和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前的日本经济有了迅速的增长。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在全球范围之内，在这一全球性的重构过程中，输家和赢家显而易见。
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民主成就是真实的，尽管它们可能是脆弱和破碎的--用葛兰西的名言来说，它们或许还未能深深嵌入到一种发达的、参与性的和民主的市民社会所形成的"堡垒和工事"之中。因此，民主潮流，如其得到深化，即可被证实为资本主义全球化重塑当中的核心因素。许多国家自20世纪50到70年代出现的对战后社会契约的威胁和破坏，有助于一种得到革新的民众自我组织的产生，从而使他们免遭了市场和其它改革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的侵害。虽然大国间表面上显得无力（即，七国集团无法维持国内法治和全球经济的有效管理），但看似无力者的力量却在增长（Sakamoto，1994）。甚至是世界社会最贫穷的成员也在政治上联合起来反抗他们的压迫。这并没有夸大事实，如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人们目睹了基层组织的大量涌现、非政府组织（NGOs）的繁荣以及非正式、半自发的反抗网络的增长。这种"来自底层"的政治活动或许构成了产生于正在浮现的世界秩序条件之下的一种主要的、尽管不必是革命性的变化，或许是在更为民主的方向上。
在此语境中，至关重要的是强调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市场乌托邦视界（与商业文明的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无论从理论上还在实践中均不可能达成--这不仅仅是因为某些类型的商业企业（即大规模的、垄断的或寡头式的公司）试图系统性地限制而非推动市场竞争。这类全球化暗示的社会的纯粹商品化从根本上来说是矛盾的；它意味着整个市场机制大厦赖以建立和依靠的社会和文化基础的崩溃或毁灭（Hirsch，1976）。其从政治上不可能达成，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动它会招致表现在政治斗争当中的策反运动和力量，它结合了一种旧秩序与一种新的、"正在浮现"的世界秩序的诸多因素。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正在形成的"一词表达着某种多义而不连贯物的事物，概括马克思的话来说，因为群众创造了历史，尽管往往是在不由他们自主选择的情况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