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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中国行政体制改革(11)

2014-11-16 01:00

第二种看法则主张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并行模式，以真正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统一。有学者指出，中国缺乏国家与社会之间二元性分离，行政体制改革缺少经济自由民主前提，“单纯以行政改革优先为重，忽视政治改革，在现今阶段，……从科学判断而言，不利于中国市场经济和多元社会的发展及现代化战略的实现，从而也不利于国家政权的稳固。”“政治改革是治本，行政改革是治标。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来强化、优化对政府的监督制约，才能较好地保证行政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既定目标之实现。”（注：李峻登：《中国政治发展：行政改革与政治改革地位之权重》，《行政论坛》，1995年第2期。）行政体制改革优先对于适应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具有直接意义，但从官员寻租屡禁不止等一系列现象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实现经济自主、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具有根本性意义。而且，考虑到行政体制改革的其它方面，如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权力的划分与配置、决策体系和过程的改进等都与政治体制改革密不可分，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成果的支持，行政体制改革将不可能持续深入。

总的来看，主张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协同前进的观点更加具有战略性和长远性。虽然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并行可能触及的领域和关系较多，引发的矛盾也可能比较复杂，但改革无法绕开一些症结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展开，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在直接牵制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时，也从根本上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因此，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要借以政治体制改革措施的相应协调、配套和保障。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利益的分化、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等新因素，会与政治体制之间形成冲突，为避免矛盾的激化，必须相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在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推进的同时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行政体制改革无法回避的实质性问题，其关键在于揭示新的改革向度和设定新的改革路径，这在现阶段的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有日益强烈的呼应。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关于这个问题，不少学者认为不能把行政体制改革的“上下结合部”地位简单理解为体制改革“经济——行政——政治”的机械性时间顺序，因为在具体的改革实践中，由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政治与行政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由于中国行政体系与经济体制之间高度统合的性质，经济与行政之间存在着未完全分化的关系；再加上经济、政治与行政三者之间的客观互动联系，因此，在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中，有一个改革的边界问题，即行政体制改革如何谋取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合理时序与幅度上的互相配合。（注：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边界问题，已有学者提出，例如张成福：《行政改革战略规划及实施中的十个问题》，《中国机构与编制》，1994年第11期。）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截然分开或分阶段推行，也不宜重此轻彼，以确保改革的最终成效。这实质上是对行政体制改革地位的动态把握和战略运用。有学者把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结合部”地位的动态边界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对行政体制改革的驱动（决定）作用；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对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制约作用；三是行政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的促进或障碍作用；四是行政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带动作用。（注：参见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任晓：《中国行政改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张文寿：《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与思考》，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等。）这些因素复合同构的特点，要求行政体制改革和外部环境合理协调，形成彼此间体制性驱动和制约的积极功效。

有鉴于此，行政体制改革如何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如何随经济体制改革的变迁作出内容和方式等方面的调适，如何取得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撑和配合，是明确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地位边界的关键性题域，也是现阶段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的理论前提，需要学术界作出新的积极探索。就此而言，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理论的发展可谓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