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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社会视野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宏观透视—新(4)

2014-12-11 01:15
导读:外国在华的产业资本及官僚资本在总的数额上仍超过了民族资本,不过民族资本在1920—1936年间,虽然经历了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但其产业资本的增长率


外国在华的产业资本及官僚资本在总的数额上仍超过了民族资本,不过民族资本在1920—1936年间,虽然经历了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但其产业资本的增长率仍达8.21%,专就工业而论则达9.37%,比外国在华产业资本的增长率4.31%和官僚资本的增长率7.78%(均不计东北)都高。(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726—727页。)

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却异常的艰难,面临种种障碍,其中根本障碍还在于外资在华企业及外国商品的竞争与冲击和国民党政权对民族私人资本的压制,自然也包括前面所述的封建土地制度及乡村危机。

虽然外资在一定时期曾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起过刺激和示范作用,但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步发展,刺激示范作用逐步为压迫与竞争所代替,尤其是1929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以后。西方国家一方面大力向华倾销剩余商品,另一方面则提高进口关税,以保护国内工业的发展。在中外贸易中,中国入超值日益增大。1931年入超升至81641万多元。(《财政年鉴》上册,第444、463~476页。)二三十年代,在华外资在煤矿、钢铁、石油、电力及卷烟等许多行业占有绝对优势和垄断地位,(详见严中平等辑:《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统计资料选辑》,123~124、127~128页。)从而构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中国发展较快的新兴行业,也多是在与外资拚死竞争下求得一定发展的。如范旭东创办的永利制碱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就是历经磨难才有所进步的。而一度发展的民族橡胶业,则在日资企业及走私制品的打击下濒于破产。(《上海民族橡胶工业》, 第35页,中华书局,1979。)

脆弱的民族资本企业面临强大外资企业的竞争,亟需政府的大力扶植,但南京国民政府并未表现出应有的热情。国民党政权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但据现有研究成果看,该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讲不能归功于国民党政权,尽管它也起到过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比较起来阻碍作用更大。纵观国民政府十年的所作所为,它不仅无力解决中国社会所积聚的各种社会矛盾,全面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而且在根本方面排斥着民族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收回关税自主权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也符合国民党政权的利益,但是并未完全达到有效保护民族资本的目的。当时日资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但国民党为了尽快实现关税自主的目标,不惜牺牲民族利益与民族资本的利益,与日本妥协,答应日本的一些特殊要求,以换得日本对中国关税自主形式上的承认。在关税税率的制订方面,国民政府对日本棉织品、面粉、海味等62种产品,在1~3年内保持了原有低税率;再就是关税改革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为主要目的,对奢侈品等税率提高较少,而对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需要的机器产品等却加以重征。1932年生活必需品的进口税率水准约为从价的30.3%,奢侈品的进口税率为从价的32.4%,而1933年必需品的平均税率提高到53.9%,奢侈品只不过为34.3%。1936年,前者为83.7%,后者仍只有38.1%。(郑友揆:《我国关税自主后进口税率水准之变迁》, 第30页,商务印书馆,1939。)所以国民党政权几次修订税率,主要的着眼点是保证关税收入的增加,并不是真诚地、尽力地利用关税税则保护本国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

从国内税收政策来看,1927~1937的十年中,民族资本企业的税负呈不断增加的趋势,超过了北洋时期。裁撤厘金本是为广大工商业者所欢迎的,但为补偿裁厘而带来的政府税收减少问题,国民政府设立了特种消费税。特税消费税种类繁多,节节设卡,成了变相的厘金。统税的实行,从理论上讲,简化了收税手续,可以避免苛捐杂税的泛滥,且外货除纳进口税外,也要同样交纳统税,这将有利于国货的竞争能力。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税率的高低。实行统税的行业,税负较过去普遍加重。以卷烟统税来说,1928年开征统税后,起初税率为22.5%,以后不断提高,至1931年增加到50%。在这3年期间,税率提高了100%以上。(捐税繁重与民族产业之没落),《东方杂志》第31卷第14期。)火柴统税高达成本的60%,水泥税捐占售价的53%。(《财政年鉴》第1编,上册,第949页。)国民政府的统税收入不断增加,并在国民政府税收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1927年统税占国民政府所有税收的比例为2.9%,1931年则占14.4%,1934年1935年分别为27.6%和39.6%,而民族资本企业此时正处于发展危机之中。(杨荫溥:《民国财政史》, 第47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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