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民族国家”与“超前的民族国家”(3)
2014-12-16 01:20
导读：不仅德国的外交决策发展欧洲化，德国二战以后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也出现了欧洲化 趋势，“马克体系”欧洲化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德国市民社会在历史
不仅德国的外交决策发展欧洲化，德国二战以后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也出现了欧洲化 趋势，“马克体系”欧洲化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德国市民社会在历史上的蜕化，曾为希 特勒纳粹主义产生准备了社会温床。这是德国
历史学泰斗弗里德里希·麦乃克(FriedrichMeinecke)1946年提出的尖锐命题。依此思维逻辑，二战以后德国市民社会 的形成与发展，也为非纳粹化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建成与巩固提供了社会基础。德国市民 社会及其民主政治文化的建构大约经历了二、三十年时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逐步 获得巩固。德国外交政策连续性的国内基础，还包括德国政治精英和广大民众对西方一 体化外交政策的态度，在这方面，学者和政治咨询者以及执政党和反对党具有举足轻重 的影响。他们在外交决策与实施过程中的各自角色与地位不同，所关注的问题和所提供 答案的角度也迥然有异；但是，他们对统一德国外交政策取向的看法有一个公分母，那 就是赞同德国实行多边主义外交政策，主张德国继续在现有一体化机构(特别是欧盟与 北约)中发挥作用。
总之，德国对新世界政治结构的根本看法，它在外交决策上的欧洲化趋势，德国市民 社会、利益多元主义和民主政治文化的发展，国内对实行西方一体化和国际多边主义外 交政策的广泛共识等，都保证了统一德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诚然，统一德国在“后冷 战时期”已经突破曾坚持几十年之久的“军事克制政策”，不再将使用武力和参与北约 辖区以外世界范围军事维和行动视为禁区，招来世人极大关注甚或不安。
突破军事克制禁区，是德国外交政策在“后冷战时期”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属 于德国外交政策“正常化”范畴；这种“正常化”的改变与1949年以后德国外交政策连 续性的坚持具有高度实质上的一致性，即争取德国平等目标的实现；平等目标具有客观 的和主观的意义，客观意义上的平等目标已经伴随德国主权独立和国家统一而告实现； 主观意义上的平等目标，主要是德国通过对“克制文化”进行反思，在1998年上台执政 的红绿联合政府领导下突破原来禁区以后实现的。以2001年“9·11”事件以后德国联 邦国防军参加国际反恐战争为标志，德国始自1949年的以平等为实质目标的“正常化长 征”宣告结束。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二、“超前的民族国家”
德国迟到2001年，才发展成为一个与其它国家一样的正常的民族国家。然而，当它已 将承担未来责任置于首要地位时，它是以一个“超前的民族国家”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的。所谓“超前的民族国家”，是指作为民族国家的德国这时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而 是“超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注：国际上流行的概念是“后现代民族国家”或“后( 现代)民族(国家)性”(postmodernerNationalstaat,postnationaleldentitaet)，如 德国历史学教授格特弗里德·尼德哈特(GottfriedNiedhart)1997年撰写的一篇论文题 目就是：“德国外交政策：从有限主权的部分国家到后现代民族国家”(载于AusPolitikundZeitgeschichte,B1-2/1997,S.16ff)。他认为：在欧洲大国圈子中，德国 所体现的“后现代民族国家”形式最为发达。前荷兰驻波恩大使也持这种观点，并曾呼 吁：德国应坚持其“后民族国家”取向；其它国家不要干扰这一进程，而应效仿德国人 做法，也致力于发展自己国家的“后(现代)民族(国家)性”。我在这里采用“超现代” 说法，意思同“后现代”说法一样，只是想强调德国走在别国前面的“超前”现实，与 “迟到”的问题形成对比。)对外奉行的不是现实主义的“权力国家”外交政策，而是 具有“文明国家”内核的“贸易国家”外交政策。具体来说，在2001年“9·11”恐怖 袭击事件以后世界历史发展新时期，统一德国外交政策的新任务是“国际秩序政策”； 德国已经成为西方继美国之后或不同于美国的“国际秩序政策”最重要的行为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