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体、国情与现代国家(2)
2015-02-25 01:08
导读：例如，面对帝制叫嚣和肆意破坏民主的严酷现实，他们耐心地从现代国家的基本知识讲起。 《青年杂志》创刊号就载文指出：不能把政府与国家混为一谈
例如，面对帝制叫嚣和肆意破坏民主的严酷现实，他们耐心地从现代国家的基本知识讲起。
《青年杂志》创刊号就载文指出：不能把政府与国家混为一谈。“国家之与政府，划然判分。人民创造国家，国家创造政府。政府者立于国家之下，同与全体人民受制于国家宪法规条者也。”3现代共和国家与专制统治在形式、精神、法律、政治等方面都有严格区别，前者必须落实于法治与宪政。
其次，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必须十分明确：“国家为达小己之蕲向而设……以之保护小己之自由权利，俾得以自力发展其天性，进求夫人道之完全。质言之，盖先有小己后有国家，非先有国家后有小己。为利小己而创造国家，则有之矣；为利国家而创造小己，未之闻也。” 因此，要“自利利他”或谋求整个国家健康发展，都必须坚定不移地奉行“小己主义”（个人主义），尊重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充分发挥个人的才干和创造精神。如果无视这个基本 点，倒过来把个人看作国家或集体的附属物，以后者的名义侵犯个人的自由和利益，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必然失去最重要的推动力。
再次，民主共和制度的根本精神在“养成互相尊重自由权利之习惯”；个人（小己）的言论自由尤其是“共和国之本质”的体现。“舆论在共和国家，实为指道政府引诱社会之具。故舆论之起，显为民情之发表，但当问其发之者果为独立之见与否，不当先较其是非……专制国家之舆论，在附和当朝；共和国之舆论，在唤醒当道”。4离开确保公民的各项自由权特别是言论自由权， 民主共和制的正常运作是不可能的。
诸如此类的观点，对已经完成社会转型的现代国家的公民说来，已经成为常识和社会生活习惯；但对20世纪中国而言，却是屡仆屡起的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一再响起“回归五四”的呼喊，无非是这一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的回响。任何“超越”的雄伟祈求，都无法掩盖严峻的现实。思想和历史都在悲怆的旋律中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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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们还对民主的内涵及其实现途径作过认真的探索。
“卢骚所谓‘民主之制宜于二万人国’之说，乃指人民直接参政而言；若用代议制，更益以联邦制，‘民主政体可行于小国不可行于大国’之说，已完全不能成立；”5这是陈独秀思考理论与现实得出的结论。直到1919年底，他仍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现在要实现民治主义，是应当拿英 、美做榜样。”6
不过，英美是多元社会，对民主的内涵多数人虽有共识，亦不乏歧见。当时，杜威正在在中国讲学，陈独秀认同他的阐释：
“杜威博士分民治主义的原素为四种：
（一）政治的民治主义 就是用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之类。
（二）民权的民治主义 就是注重人民的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类。
（三）社会的民治主义 就是平等主义：如打破不平等的阶级，去了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
（四）生计上的民治主义 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计，铲平贫富的阶级之类。”
“因此我们所主张的民治，是照着杜威博士所举的四种原素，把政治和社会经济两方面的民治主义，当做达到我们的目的－－社会生活向上－－的两大工具。”7
杜威到中国讲学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经济危机又接踵而至。为什么标榜民主、自由的西方世界竟演出如此凶残的惨剧？为什么号称富强的国家社会经济活竟弄得此破败和不平等？这是各国许多知识知识分子为之寝食不安的重大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杜威把“铲平贫富的阶级”列为民主的内容之一，这突破了对民主的传统的、正常的理解。
陈独秀接受了杜威的这个阐释，按他的理解：“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8这一认识标志着他的思想的重大转变。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初，在谈及巴布夫（Babeuf）以降的法国社会主义思潮时，陈独秀写道：“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他……财产私有制虽不克因之遽废，然各国之执政及富豪，恍然于贫富之度过差，决非社会之福；于是谋资本劳力调和，保护工人，限制兼并，所谓社会政策是也……继此以往，贫民生计，或以昭苏。”9这时他所关注的是运用“社会政策”，缩小贫富差距，保障贫民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