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体、国情与现代国家(3)
2015-02-25 01:08
导读：时间过了四年，当1919年底认同杜威的观点之际，陈独秀想的是：“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 （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
时间过了四年，当1919年底认同杜威的观点之际，陈独秀想的是：“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 （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10 “社会政策”变为“社会主义”，思虑的出发点是“公正”。这一非同小可的转变是在德先生的旗号下实现的。
杜威所说的民主的四点基本内容，头一、二点说的是公民的自由权利和保障这些自由权的法治和宪政；第3、4点说的是平等。他深知自由与平等有内在的张力。他说：“因为自由竞争必以能力平等为条件，能力不平等，结果便产生不平不公的现象，所以国内造成资本家迫压劳动家，国外养成这回的大战。”“要知道自由平等并不是平行的……现在的问题，是应该怎样补救自由太过的毛病？怎样使可能自由，可能平等，好让各个人都有平均的发展的机会？ ”11对世界大战的反思，引发了平等、平均的强烈呼喊。但在各项自由及为之服务的民主已经成为为稳定的制度和生活习惯的美国，这样的呼喊是对现行制度缺陷的抗议，推动社会自我完善，带来的是“ 社会政策”的推行，缓和了社会矛盾而没有损伤自由。
面对前车之鉴，杜威对中国的忠告是汲取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和工团主义（Syndicalism）的精神，一要研究“怎样保留经济的重要利源－－路矿森林航路－－使不致落到私人手里去”；二要考虑“利用各业公所、会馆制度的好处，使他们发展，并使以职业为根据的团体得进为政治组织的中心！……如果解决了，不但是为中国私利，并且可以把这个解决法贡献到世界上去。”12与杜威的主张异曲同工，稍后来到中国的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苏俄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为中国之出路”，但政权领导者“宜爱民主，爱自由，俟人民有相当教育程度时即竭力以谋民主与自由的实现。俄国共产党应受批评之处正在于此。”13与此同时，苏俄政府一再宣称：“以前沙皇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尽行废弃，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用强力夺取和占有中国的一切，全部交还中国人民。”14虽是口惠实不至的空文，已引起全国上下交相赞叹：“自由、平等、互助底正义”、“全俄底农民、工人和红卫兵是世界上最可亲爱的人类”；相约“致力芟除国际的压迫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15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在波及全球的社会主义浪潮冲击下，新文化运动的部分领袖接受把平均看作是社会主义，而平均和社会主义又是民主的组成部分的观点。除陈独秀外，李大钊也有这样的思想倾向。按照李大钊的理解，“Democracy就是现代唯一的权威，现在的时候就是Democracy时代。战后世界上新起的那劳工问题，也是Democracy的表现。因为Democracy的意义，就是人类生活上一切福利的机会均等。”16西方文化的这一非主流观点，在知识阶层的一些人中迅速蔓延。究其原因，一是在对 社会实际运作状况了解不深的知识阶层中，容易出现沉迷于从抽象的公平、正义出发的均平理想国的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中国社会的悲惨现实和世界大战及其后遗症，更成为这一现象蔓延的强大催化剂。二是现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在中国传播和移植为时尚短，真正有深切研究的学者为数甚少。他们对有关学说和思潮的利弊得失缺乏全面的了解，对一些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难题（如平均与自由的矛盾）浅尝辄止甚至没有察觉。于是，他们把西方学者一些尚未成熟的新探索，匆忙搬进中国，并视之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指南。
这种把民主、平均、社会主义三者混为一谈的倾向，如果仅作为学说传播，它可以在各种思想流派的互相碰撞中修正或化解自己的偏颇。不幸，急于摆脱孤立状态的苏俄，先是用金钱资助这类宣传，进而运来大批军火和军事顾问、教官，帮助国民党在“革命”的名义下建立自己的“党军”，并促进它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携手，实行“国共合作”，把有关主张付诸实践。于是，思想与政权的强制力量相结合，20世纪中国进行了一场古今中外罕有其匹的以平均为主要标志的“民主”与“社会主义”的一而再、再而三百折不回的奇特实践。后果是众所周知的，毋庸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