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动员、政策认同与信任政治(1)(2)
2015-03-08 01:44
导读：当这些人被逮捕、判刑之后，对于新政权来说，更加危险的显然已经不是他（她）们了，而是另外一些尚未被发现，或尚未暴露出真实面目的隐藏得更深的
当这些人被逮捕、判刑之后，对于新政权来说，更加危险的显然已经不是他（她）们了，而是另外一些尚未被发现，或尚未暴露出真实面目的隐藏得更深的敌对分子。注意到“杀”“关”“管”的数量有限，还有大批公开的和隐蔽的有政治问题的分子继续生活工作在社会人群当中，新政权不能不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监管形式。这就是建立细致的政治人事档案，以便于严密监控。还在1951年秋天，有关部门就已经明令各单位要对所属人员从政治上依据危险程度加以分类，并据此建立最初的政治人事档案了。这一作法，无疑是此后日益流行的将人按照“出身”、“成份”、“个人历史”和“社会关系”，划分成“黑五类”或“红五类”的滥觞。[8]
1951年依照建立政治人事档案的要求所做的分类，却大多并不是公开的，而是由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内部掌握的。但它同样具有建另册的性质。被列入这一类档案的人员，事实上也被以另一种“五类”[9]的形式归入了需要内部监管的范畴。随着人事档案制度的初步建立，因“镇反”而广泛推行起来的“管制”政策而渐成风气。被管制者是被免除了刑事处分的，但是，他却依旧要被剥夺大部分公民权利。被管制分子还要接受公安机关和周围人的全面监督与看管之下，并随时可以被执行管制机关处以劳动改造或思想教育的惩罚，从而始终处于政治的高压之下。在镇压反革命形成高潮后，1951年5月，党中央及时决定立即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在处理中，强调要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反对草率从事，反对逼供信，坚持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着重打击那些罪大恶极、为人民群众十分痛恨的反革命分子，对罪行较轻、愿意悔改的反革命分子采取从宽处理的方针。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1年10月基本结束。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与此同时，把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改造成体制内文化人的思想改造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了。在原有的阶级词典里，只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即经济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在1960年代，政治上层建筑的意识中出现了两个资产阶级，即经济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思想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就是要铲除思想上的资产阶级，明确知识分子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必须由体制外演变成体制内，必须认罪忏悔、“脱胎换骨”，才能被新社会所接受。在思想改造运动前后的一段时期内，特别是在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展开之后，占居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绝大多数的体制外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几乎都撰写了以批判和反省为主的自传、感想、汇报、交代、检讨、揭发等各类材料。这类检讨性文字，通常是先批判自己在1949年以前的经历，接着谈论1949年以后本人思想的转变，最后表示思想改造的决心……这些文字都对作者过去的经历、立场、思想，特别是学术成就与教学活动，几乎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特别是批判了自己亲美崇美的思想。至于普通人物写的这类文字，有的送交组织并存入本人档案，有的甚至要在工作单位里宣读甚至张贴。[10]尽管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仍然在科技、文教、卫生等领域谋生，但这些部门里的每个机构实际上都机关化、行政化了。所有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身份也由此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实际上变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干部”。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共产党先后又开展了“三反五反”、“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经过多年的政治整肃运动，大至个人的政治生涯和思想言论，小至个人的私情、
日记、信件乃至嗜好几乎全部都进行过清查，写进政府或党团组织的档案。甚至在对外开放以后，组织部门仍不时以各种名目（工作升降、作风问题、入党申请或思想汇报、个人主义、自由化等等），掌握控制属于私人空间甚至个人隐私的资料，包括过去的言论、男女私情以及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等。由此，这种“文攻武略”式的政策动员模式充分体现了国家管理的在场和国家社会的一体化特征，个人无论公事私事都有机地纳入到了单位组织之中，从而使人事档案制度成为了公共信息和私人信息共同在场的管制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