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动员、政策认同与信任政治(1)
2015-03-08 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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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大运动”形式自上而下所形成的强制性政策动员方
摘要：通过“大运动”形式自上而下所形成的强制性政策动员方式与建国初期的国内外复杂环境、民众心理特点等因素共同构造了当代中国的政策认同。人们之间以及人们对制度之间的信任相当普遍，信任政治建立在以人事档案为代表的“信任替代物”上。反过来，这种“自上而下”开展的政策动员与“自下而上”形成的政策认同所建构的普遍信任有助于建立大规模的、复杂的和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和制度，从而实现了由人际关系凝聚的经验信任走向集体规划化的制度信任。
关键词：政策动员；政策认同；信任政治。
一、政策动员
动员（mobilization）是“一个社会行动者有意识地在一个总体人群的某个亚群中创造共意的努力”[1]，“就是一个虔诚的高度投入的积极分子（或一小群积极分子），是如何把一大群具有同样利益但却不如他们虔诚和投入的人们动员起来加入集体行动的”[2].实际上，动员是一个国家的政党或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社会发展目标，组织社会力量，发动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活动过程，是把社会发展目标转化成社会行动的过程。所谓政策动员就是政党或政府就某个政策议程或某项政策，通过动用一定的公共资源，发动社会各界、各阶层的广泛参与，从而获得社会其他成员支持的过程。政策动员的功能主要是整合社会力量、促进公众参与、调适社会心理以及维持政治稳定。从动员技术上来看，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几乎所有的政策，包括人事档案制度在内，他们既从社会运动中产生又在社会运动中推行。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要进行彻底的革命并确立现代化的政治体制，就必须首先制定基于政权生存的维护型政策，并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从而瓦解传统社会的政治运行机制。有学者认为，一场全面的革命包含三个层面：（1）对现存政治制度的迅速破坏；（2）将社会各利益团体和政治力量动员到政治圈之中；（3）建立新的政治制度。[3]共产党政权建立之后，首先着力解决的是确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同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革命胜利以后，新生的共和国政权所要贯彻的阶级路线是“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4].在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情况下，为了巩固新生政权，1950年10月10日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举越过三八线进占北朝鲜，中共中央秘密决定出兵援朝对美作战。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党又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反”运动使它第一次得以把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得心应手的政策动员经验应用到城市中来。而这一套以激发底层民众“阶级仇恨”和“翻身作主人”为中心的动员经验，同样也促使绝大多数城市贫民在新旧政权之间做出了选择。
中国大学排名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虽然在新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清匪反霸斗争。但是，国民党的反革命残余势力还相当大。据当时统计，仅西南地区就有土匪百万、潜伏特务8万之众，此外还有一大批坚持反动立场的反动党团骨干、恶霸分子以及反动会道门头子。这些反革命分子不甘心人民革命的胜利，继续与人民为敌并从事各种破坏活动，特别是1950年6月，美国侵朝战争爆发后，他们自以为美蒋“反攻大陆”的时机到了，因而气焰更加嚣张。他们公然刺杀干部和进步群众，破坏矿山、铁路，抢劫物资，组织反革命地下军，搞武装暴乱，明目张胆地向人民进攻。在1950年春天到秋天的半年多时间里，就有近4万名的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被杀害。[5]加上，由于新旧政权交替所产生的大量统治真空带来的严重社会治安问题。大批散兵游勇和难民涌入城市，与大量城市底层流氓无产者一道混水摸鱼，部分国民党残留势力也乘机兴风作浪，社会治安状况一度极其混乱。以上海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上海解放头七个月里，共发生强盗案737起，盗窃案11430起，抢劫案530起。[6]事实说明，不开展一次全国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人民民主专政便不能巩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以及国民经济恢复工作都无法顺利进行，人民的安定生活也没有保障。为了镇压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反革命势力，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示了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7月23日公布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从1950年12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运动的重点是打击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1951年2月21日，经中共中央提议和批准，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就如何处理反革命问题作了明确的全面的规定，使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有了法律的武器和量刑的标准。由此，“镇反”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大规模杀、关、管国内敌对分子，运动要求政府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即对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行严厉镇压，对历史上有过“反革命”行为者追究惩罚，对有恶行者治裁，对已经坦白登记没有明显劣迹者集中进行思想改造。在长沙，浏阳县反革命派组织“湘东反共救国军”12名首犯，长沙市恶霸把头杨桂林、甘子宪，中统特务柳森严等一批重要案犯被处决。[7]这些“反革命分子”被处理以后，革命任务和社会管理也并未完成，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