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动员、政策认同与信任政治(1)(3)
2015-03-08 01:44
导读：二、政策认同 作为一个 心理学 概念，认同（identity）通常指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与某些人联系而与其他人区分的自我意识，行动者将自身归类到某一群体并
二、政策认同
作为一个
心理学概念，认同（identity）通常指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与某些人联系而与其他人区分的自我意识，行动者将自身归类到某一群体并与其他群体相区别的主观性意识。认同来自于自我的认知意识，也可来自支配性制度，但只有行动者将之内化，且将其行动意义环绕着这一内化过程而建构时，它才成为认同。认同既可表现为对某种体系价值和精神的信念与信仰，也可表现为对某种体系的忠诚与支持。政策认同即是指公众在社会生活中对某一项公共政策所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
政策认同与政策主体、政策对象、政策环境紧密相关。但是，一个新政权或新制度的建立要获得大范围内的公众认同，在相当大的层面上与政策组织有关，与政策组织的动员能力有关，也与代表国家凝聚力的各种政治仪式和政治符号相关。法国
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深厚的社会凝聚感缘此而生。民族主义精英、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利用旗帜、游行、大会一类的仪式和符号，来解决把异己人口整合于社会的问题，培养他们的国民认同感”[11].我们知道，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对外代表全体国民与他国进行平等的沟通与交流，对内则为一切法律政令的合法源泉，它可以通过公共政策的强制性输出达成公众的意识形态归属和对政治体系的认同与忠诚。由此，中国共产党利用已有的政治资源和群众动员能力建构了一套有效的制度操作规则，阶级斗争理论被有机地融进政策动员的操作框架之中，从而迅速地取得了阶级斗争的胜利和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
共和国成立之初，新政权采取“镇压反革命运动”这种异常严厉的镇压政策不仅没有引起城市居民的恐慌，反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社会认同，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一种“共意性运动”[12].这种“共意性运动”是以激发城市社会底层民众的“阶级”仇恨，来实现对敌对分子全面镇压的政策，其所以能够赢得相当广泛的社会认同，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运动的发动者成功地把那些在社会上为非作歹的恶霸流氓与致力于复辟旧政权的“反革命分子”联系在一起，从而使“镇反”事实成为维护社会治安和代受欺凌者伸张正义的代名词。[13]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新政权基本上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曾经猖獗一时的匪祸，包括旧中国历代政府都未能肃清的湘西、广西土匪，以及许多城市的黑社会势力，也都被基本上肃清。镇压反革命运动使我国社会秩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支持配合了抗美援朝和土地革命斗争的顺利进行。同时，“镇反”运动的另一个附带性成果或边际性收益——人事档案制度在全国各个单位组织中也得以顺利推行。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按照新政权管理城市社会的基本思路和在延安时期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管理经验，基层控制和管理被划分为两大系统即单位人和非单位人。在非单位人系统，由于其人群政治面目上的含混性，国家通过创设居民委员会把非单位人这笔巨大的社会资源转化成可以调控的政治力量。同时，通过启动涉及民生大计的计划供应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生活的计划化”［14］。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开始，到消灭私营工商业，再到1958年实现户口登记条例，民众的口粮、
就业、居住等基本生存方式都被国家纳入了严密的控制。这种涉及衣食住行之类的计划供应不仅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而且对社会各阶层生活方式也造成了极大影响。官与民、贫与富、身份或职业的不同，单位人和非单位人之间，在计划化的社会生活中逐步接近、靠拢。同时，在“镇反”等各种运动持续开展的情势下，非单位人的管理在居委会的主导下越来越秩序化。而单位则被看成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生产部门以及与生产密切相关的工作部门，单位人作为“公家人”，他们既是社会管理的主要对象，又是社会管理的依靠力量和大多数团结对象。因此，在思想政治和工作业务方面对基层单位的严格控制和管理比非单位人群显得更为重要和必要，人事档案制度也就成为了单位人思想政治状况和工作业绩状态的主要评判依据。根据这种制度性要求，单位的人事鉴定一般遵循如下次序：首先，个人必须对一年来的思想、工作、学习等方面的情况进行总结，形成“
自我鉴定”；其次，由单位所划分的若干不同小组形成“小组鉴定”，或组织部门或主管机构代表单位形成“组织鉴定”；最后，由被鉴定人签定是否认同意见或者由单位签署复核意见。这种一年一度的人事考核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普遍认同并延续至今（参见如下可搜集的不完全档案评语），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变更文本格式和话语表述稍异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