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诘问与儒家早期政治哲学(5)
2015-03-12 02:31
导读：但是，如果以孟告之争为基准，去评估孟荀、荀董分歧，那就会导致一个荀董以抽掉伦理政治的先设条件，之后再言人性、政治问题的结论，并可以进而推
但是，如果以孟告之争为基准，去评估孟荀、荀董分歧，那就会导致一个荀董以抽掉伦理政治的先设条件，之后再言人性、政治问题的结论，并可以进而推论荀董不属于伦理政治理论阵营。为此，首先得简单回顾一下孟荀、孟董分歧之由来与分歧之焦点何在。先看孟荀之争。荀子认为，孟以人性为善，其一，导致了对天性恶与后成善的混淆；其二，导致了对圣人化性起伪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抹煞。因此，结果是无法引申出普遍有效的人性引导方法和富有力度的社会规则系统。性善与性恶，怦然是对峙的两种言述和取向。对这种只见对立不见一致的理解，需做校正；对二人论说的实质趋同性，需作凸显和诠释。应该指出的是，孟荀并不在同一层次言人性。前者关注人的特质，后者以人的本能立论。因而，荀子对荀子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为了立论的方便，并不构成对孟子结论、价值取向的颠覆与逆转。
同时，苟予对孟子的批评，对性恶善伪的划分，并不构成对人之为人的特质在于善的正面否定，倒是更加强化了入之为人在为善的印象，适成孟子思路的有效补充。因此，可以说孟告有实质差异，孟荀只有技术性争端。这种争端，只能从强调人为的后天活动一面，强化为善的迫切性，强化对伦理政治的现实认同感。
再看孟董分歧。董仲舒对孟子性善的批评，集中于两点。其一，孟子言性善的参照系出了问题。孟子是以人与禽兽相比，认为人优于或高子禽兽的，便是善了。其二，以圣人之善为参照，万民之性不能谓善。况且，万民之性善恶混杂，非得以强调好善恶恶来校正人性，才足以区别人与禽兽的界域。“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荀为生荀为利而己”。（《春秋繁露·竹林》）以此两点分析，也可以说董仲舒论断并不与孟子完全悖反。其一方面在于，董氏着意并未在推翻孟子性善论。他高度关注的问题，是在一个什么视角上、什么参照系统中，人性可以是善的，这对孟子直率地道人性善，具有更清晰、更深入的功用。其另方面在子，董仲舒强调万民之性善需圣人引导、法度控制才可能，这也不对孟子在一般
意义上强调人为善可能性构成反证。因为，董氏之论留意的可谓人之为善的可行性。前者在奠定基础，后者在适切操作，但归结点同在善，同在伦理政治的仁义、仁义法度对其合法性的证明上面，董对孟的论述，有具体化操作化的改进。
由上可见，孟荀、孟董分歧不具实质性。不是目的差异，而是手段区别；不是取向不同，而是方式多样；不是同室操戈，而是适成互补。但这种辩难，对伦理政治理论建构的意义却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不经过这样的辩难，伦理政治怎样由天佑价值转入人间取向，就无法接通。人性的思考，通过对人性的本能层次、人性特质层次，也通过对人性的原初状态、人性的改造制作，及通过对人性的整全把握、人性的具体透析，为伦理政治理论奠定了较为可靠的人间根基。另一方面，不经过这样的辩难，人性在伦理善的天性层面，就不可能下贯到政治活动的后成层面。伦理善不可能成为打通伦理与政治两个领域的可靠中介。政治运作的根据、操作准则、运作目的，得不到揭示；而伦理善对人心秩序的作用、对人的境界提升，对改良人的品质的功能，得不到凸显。换言之，伦理政治理论就只能立于根基不厚、穿透力不强、组织效能不够的善的抽象概念之上。
论文出处(作者):
谈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政治文化意义
市场经济与政治发展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