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与村民自治制度关系研究(2)
2015-04-17 01:01
导读：在村庄与村民的关系方面，焦点在于村民对村民自治的态度及对村内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客观地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贯彻实施，使得村民的民主
在村庄与村民的关系方面，焦点在于村民对村民自治的态度及对村内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客观地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贯彻实施，使得村民的民主意识增强，要求通过村民委员会这一群众自治组织维护其合法权益。这也是近几年来村民委员会能够迅速被广大村民认可的根本原因。但是在参与的热情和如何参与等上，村民们之间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存在很多者所诟病的农民参与意识不强问题。村民在村庄治理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呈现出阶层分化的趋势：一部分掌握村庄社会资源的群体，成为影响村民自治的最直接力量，这些成员包括村庄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村民、在任或者已卸任的村干部和党员等；另一部分是普通村民，村级公共事务参与少。有研究者举例某乡的选举情况说：“一位原乡党委书记说：”如果我们通知一万个农民到指定的投票点投票，实际到达的最多只有一千人，多数农民对选举抱无所谓的、事不关己的态度。‘几位村党支部书记谈到，为了确保大多数选民能够参加选举大会，他们不得不给每一个参加会议的农民发一天工资。有时候，村里的几个主要干部还得拿着投票箱分片跑到农民家中，’请‘他们在选票上划几个圈。“{4}
三、计划生育与村民自治的政策推动进程
当前我国计划生育与村民自治的实施主要是由政府起推动作用。所以本文所的计划生育与村民自治基于当前广大村庄的一种实践行为，而不仅仅局限于学者们基于法理等观念所提出的理想型。计划生育工作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基层还必须要依靠一套专门的计划生育干部队伍来做工作。理想中的“三结合”的状态即“与相结合，与帮助农民勤劳致富奔小康相结合，与建设文明幸福小家庭相结合”，在农业近几年来增产不增收的现实生活中处境难免有些尴尬。而村民自治在处理乡镇政权、村民之间的关系时，其优势尚待观察，这些都是我们在考察制度时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不过，从村民自治与计划生育的推动进程来看，二者都是我国由政府出面，由上至下逐步推行的。但是，计划生育虽历经坎坷，却因中央的高度重视，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对独立的工作体制。村民自治由于对村民委员会的定位等未能合理解决，离村民们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有待于体制改革进一步的深化，似乎仍然处在“普及”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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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来看，计划生育制度的实行要早于村民自治制度。以1962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为标志，“计划生育”一词正式推向。1971年以国发51号文件为标志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晚、稀、少”的政策要求。
1978年把“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列入了新宪法。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全国人民为民族的未来、国家的未来着想，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党员、团员和各级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响应这一号召{5}.1981年，国家设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其职责包括拟定计划生育工作的方针、政策；组织起草人口与计划生育的、法规草案；协助有关部门制定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推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综合治理等等。从计划生育政策来看，经历了下列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53年，鼓励生育政策阶段。第二阶段，1954～1959年，政策转变酝酿阶段。第三阶段，1960～当今，实施限制生育阶段。其中1980年秋～1984年春，由“晚、稀、少”政策调整为“晚、一孩”政策；1984年春～1991年，完善生育政策，形成地方计划生育条例；1991～当今，是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阶段{6}.当前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使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7}.计划生育工作体制可以说已经走上了一条良性循环的道路。但是应该注意到，尽管人们的生育行为大多能与法律和政策相吻合，但是人们的生育意愿距离政策要求尚有距离。如有学者1997年在广西资源县和浙江温岭市对计划生育户中的育龄妇女做调查时，发现资源县被调查的计划生育户家庭认为“二孩为最理想数”的比例为82.5％，温岭市为69.7％{8}.性别偏好在农村依然普遍存在，计划生育率还有可能出现反弹。弄不好，还会出现80年代初计划生育的强烈反弹事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