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与村民自治制度关系研究
2015-04-17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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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口控制思想并不是独有的专利。费孝通先
一、引言
人口控制思想并不是独有的专利。费孝通先生在《江村》中就曾描述过20世纪30年代江苏江村村民们自发进行人口控制的情景。在江村，尽管“结成婚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传宗接代”，但是“必须要有足够的劳动对象来利用这些劳动力。由于拥有土地面积有限，能养多少人也有限度，家里多余的成员成了沉重的负担”：“按照当地的习惯，孩子长大后就要分家产。有限的土地如果一分为二，就意味着两个儿子都要贫困”：“通常的办法是溺婴或流产……杀害女婴就更为经常”：“从儿童的总数就可以看到这个结果：16岁以下的儿童总共只有47名，平均每家1.3个”{1}.
费孝通先生描述的江村是即将面临重大社会变革前的真实写照。自民国南京政府成立后，就一直致力于将农村纳入国家政权的直接管辖范围。这在《江村经济》中国民政府推行保甲制可以反映出来。按照国家－社会二分法，这是国家权力不断深入到乡村生活、干预乡村现代化进程的表现，也是杜赞奇所认为的国家政权内卷化的进程。但是，这种体制在江村遇到了抵抗，并没有被村民认同。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江村仍处在传统的村民自治中。
不过，这种村民自治与封建社会时期的村民自治已有了根本性的不同，宗族势力已逐渐走向衰败，但是新的国家－社会关系的建立尚待时日。这一结论对我们认识当前村民自治状态下计划生育有重要的价值。本文意在从制度层面剖析村民自治与计划生育之间的关系，并对今后计划生育工作提出制度性建设意见。
二、村民自治下的村庄与村民
村民自治是作为一种草根民主显现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的。《宪法》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有学者由此推导出村民自治的定义：“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是农村基层人民群众自治，即村民通过自治组织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物，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2}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作为基层民主建设的村民自治，与改革开放以前以人民公社为代表的政社合一的管理方式相比，它是在国家政权逐步退出农村过程中，在传统的国家－社会二分中加入了法的因素。这必将对村庄与乡镇政权、村庄与村民的关系产生巨大的。
在村庄与乡镇政权的关系上，依《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从法的意义上讲，村民委员会依法只需对村民及村民大会负责，村民委员会制订的各项规章、制度也只对本村村民有效力。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村庄与乡镇政权由此却开始了新一轮的权力博弈。此中类型繁多，不再列举。但是如何处理乡镇政权与村庄的关系却已不再是可以回避的话题。
从乡镇一方来看，随着乡镇政府对农村社会管理的职责和权能的增多，需要村民委员会的直接参与，这必然导致对村委会工作的干预，如计划生育政策、教育普九计划等等。乡镇政府自觉或不自觉地与规定相悖，在自己的潜意识中仍认为村委会是乡镇政府的“腿”，是自己的行政下属，和过去的隶属关系没有什么不一样，只是叫法不同罢了。徐勇认为，这种现象与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有关：从宏观层面看，人民公社解体后，实行“政社分开”，乡政府不再直接管理经济、组织生产，村组织的行政化色彩也较浓，所以乡政管理较为顺利。
但随着社会的，农村的宏观环境有所改变，乡政管理的职能迅速增多；从中观层面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制定贯彻与分权式改革有关。这种分权除了国家与社会分权外，还包括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分权。各个地方和各个部门在获得自主权的同时，也有其相对独立的利益和意志；从微观层面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制定贯彻之际正处于市场经济初步发育之时。人民公社解体后，随着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和向市场经济过渡，农村基层干部的谋利意识和行为迅速增长，且得不到相应的约制。分权式改革赋予农村基层干部更大权限，但分权没有与制约相匹配，以致于不少农村基层干部运用其权力获取不正当利益。其重要方式就是“搭便车”行为{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