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现代发展理论(4)
2015-04-17 01:01
导读：由于上述三个区分和马克思主义现代发展理论领域的新发展，不仅明确了现代发展范畴和以“财产—阶级关系”为特征的社会价值范畴、意识形态关系范畴
由于上述三个区分和马克思主义现代发展理论领域的新发展，不仅明确了现代发展范畴和以“财产—阶级关系”为特征的社会价值范畴、意识形态关系范畴的区分，圆满消解了现代发展和社会主义之间人为的逻辑悖论，而且也使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水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上，邓小平顺理成章地突破陈规，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阶段性意义的新观点。在这里，我们从社会主义和现代发展的联系这一角度来观察，先看邓小平认为什么不是我们所要搞的社会主义。
第一，中国搞的社会主义不是几十年前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结论中所说的社会主义。他说：“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什么是我国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或者像我在前面说的，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13]。换句话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现代化所要求的社会主义。
第二，中国要搞的社会主义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苏联搞了一个半军事化的“社会主义化”，但后来崩溃了，所以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4]。
第三，中国要搞的社会主义不是“四人帮”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对“四人帮”的“穷社会主义”深恶痛绝，他一再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15]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第四，中国要搞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在“中苏论战”中所说的那些“空话”。他在回忆这场论战的谈话中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16]在他看来，任何关于社会主义的抽象的意识形态争论，都不过是“空话”，而“空话”决不能使社会主义巩固起来，只能使人民遭受贫困。
从邓小平认为什么不是我们所要搞的社会主义观点中可以看出，他否定的“社会主义”是那种在抽象的、孤立的“财产—阶级关系”观察框架中的社会主义、是与苏联工业化相关联的社会主义、是“四人帮”那种没有任何现代发展的穷社会主义。在邓小平的观察视野中，社会主义者努力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是为了某种价值观念上的满足，也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利益关系格局的变动，而更基本的是服务于现实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服务于人民的富裕和幸福，服务于社会的文明进步。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和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谈话时说，“有一个问题，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17]。1989年3月23日邓小平和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谈话中说：“我很赞成你们在革命胜利后，不是一下子就搞社会主义。我和许多非洲朋友谈到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也不要摘封闭政策，那样搞不会获得发展。在这方面，你们做对了。”[18]恐怕不会有人根据以上这些谈话认为邓小平不是社会主义者。那么为什么邓小平建议这些非洲国家领导人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因为在邓小平的思维框架中，搞社会主义不是某种原则、教条的要求，而是现实生活的活生生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旗帜，但社会主义关系的形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最终服务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在当代中国即服务于现代发展的文明进程，并使全体人民共同享有这一文明成果。所以，邓小平归纳社会主义的本质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9]。这里清楚地表明，邓小平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框架，不是建立在某种抽象的意识形态教条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某种简单的“财产—阶级关系”模式的基础上，而是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发展。在当代中国，要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如果离开中国的现代发展这个立足点，不是重蹈覆辙，就是误入歧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的现代发展理论，是真正解放思想、领悟邓小平开拓的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一个关键，是正确认识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立足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