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转型的政治约束条件的经济学分析(1)(2)
2015-05-07 01:02
导读：总和的不确定性至关重要，经济活动的代理人和政策制定者的行事和决策是以总和不确定性为既定前提的。这就是说，当不确定性是总和的话，就可能会出
总和的不确定性至关重要，经济活动的代理人和政策制定者的行事和决策是以总和不确定性为既定前提的。这就是说，当不确定性是总和的话，就可能会出现多重均衡的结果，没有人能事先预知将被选择的均衡点。由于转型过程是个人和决策者面对重大的不确定性进行决策的结果，因此，转型理论必须包含转型中必然发生的试验（试验就允许失败）和学习（学习就允许犯错误）的过程。而且，当不确定性是总和的时侯，由于转型具有的灵活性和试验性的特点，渐进主义的改革是克服现状偏好的一种方法，因为它不但允许进行改革试验，而且它具有大爆炸所没有的早期逆转的选择值。但是，渐进主义也能够产生新的现状偏好，中期现状偏好通过特殊利益集团可能阻碍改革过程。这时的改革顺序应当以比较可能给多数人重大收益的改革打先锋，而不是以损害多数人的利益的改革为开始。在比较改革的策略时，不确定性的种类和改革过程中的学习起着关键的作用。
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其实就是在事前的政治约束与事后的政治约束，即改革的可接受性与不可逆转性之间寻求均衡。这个均衡的实现取决于逆转成本、早期逆转的期权值以及改革所能带来的预期收益。
逆转的期权值[2]（第1207－1223页）[3]（第240－278页）是指，当人们接受改革并在得知改革以后，也即在不确定性解除后，选择一个返回现状的逆转和选择继续改革。早期逆转的期权值与总和不确定性密切相关，早期逆转的期权值越高，总和的不确定性就越高。由此可见，转型就是各个利益集团在不确定性局限下，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博弈过程。这种不确定性对于中国的转型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全球化对于转型的约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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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回避。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转型也不能脱离全球化的制约。
首先，全球化使得市场机制传达价格信息的功能在全球得到了扩散，降低了制度变迁时所需的费用。制度经济学认为，如果进行生产决策的时候，可供选择的技术和方法的范围越广泛，生产的成本便越低。同样，可供选择的生产制度形式范围越广泛，其采用的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也越少。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一个开放的、完全融合的全球性的商品和资本市场，并可以形成有利于世界范围内生产、贸易扩张及资本流动的新的国际秩序。现在，市场将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其资源，使得价格机制能够迅速地传达出全球各地资源配置的效率程度。更为重要的是，在贸易往来中，能够比较和发现哪一种制度是最为节约成本的制度，哪一种制度是最为便利交易的制度。全球化中也包含着信息化，信息化使得知识的扩散更加迅速和便捷，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其次，全球化已经导致了"制度"竞争，制度系统对成本水平的影响极大。全球化的作用，最初表现为资源的配置在全球范围内竞争，可是一旦要素的流动和资源的配置功能达到较高的水平之后，全球化的作用就表现为不同国家之间的更高层次的竞争，即制度的竞争。所谓的转型，就是创设这些制度。转型国家在创设这些制度的时候，必须受到全球化的约束。全球化近几十年来在整体上成为推动国家制度演变的主要动力。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变迁过程。制度是在有关的局限条件下，人类行为所作出的选择结果。不论一个制度是如何的独裁和暴政，这个制度的出现仍然是人类行为选择的结果。制度既存在维护的费用，也存在转变的费用。只有当一种制度的运作成本转变到另一种制度的转换成本可以明确地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准确地推测制度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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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的制度建设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的原因，是制度的转换成本太高。只有当运行成本大于转换成本时，制度的变化才有边际上的可能。国际竞争使得国家之间改变他们各自的制度结构，以便为经济增长和产业革命的推广提供同样的动力[4]（第1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