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大林看革命与独裁(2)
2015-07-13 01:18
导读:革命的法统 共产主义革命是历史上弱者与穷人的无数反抗中最为成功的一次,同时也是对压迫者的最为痛快淋漓的一次复仇。对当权者的不可调和的宗教
革命的法统
共产主义革命是历史上弱者与穷人的无数反抗中最为成功的一次,同时也是对压迫者的最为痛快淋漓的一次复仇。对当权者的不可调和的宗教性的仇恨,以及巨大的仇恨所造就的最为严酷的纪律,对反动派最为彻底的镇压是它取胜的关键。
革命者的心中蕴藏着巨大的悲痛与仇恨,要继承先烈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要为死难的同志与战友报仇!要为历史上的一切被压迫者雪恨!要灭绝一切反动派的遗孑!
革命成功了以后,掌握了“书写者”的权力,革命者更产生了改写历史的强烈愿望。历史上的奴隶暴动、农民起义、民族独立运动等一切反抗既有统治秩序的行动都要加以肯定,一切站在人民革命一边的政治势力都应算作进步的,一切有利于巩固统治阶级统治的行为都是反动的,要重写一部人民群众唱主角的历史!要重写一部永恒的革命永久地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
要将这种刻骨的仇恨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永不泯灭,永不和解!要世世代代保持对现存的一切强权的敌对情绪与敌对状态,决不让反动派复辟,直到全世界被压迫者全部解放的那一天!
永久的、刻骨的仇恨将导致永久的革命情绪与革命状态,不间断的革命将导致理所当然的永久的独裁。
民主集中制的悖论
革命者要利用共产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共产主义也在限制与规范着革命者。
共产主义运动的先知马克思,是一位知识分子类型的人物。虽他然对权力斗争与利害关系洞若观火,从不回避,并且以其特有的华丽辞藻大谈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但是,其既然不能“知行合一”,则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迷信民主,讳言独裁,拒绝将其纳入共产主义理论体系,给予充分的阐释,以至后来的革命者因严酷的现实政治斗争无法彻底执行民主的组织原则时,也只能给民主加上“集中”的后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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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革命者,固然会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适应现实环境,推选与服从独裁型的最高领袖。但是在推翻反动统治,夺取全国政权后,未免又会对此心生不满,以至又会以民主的原则来否定独裁的必要性以及反对独裁的现实了。
如果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再能现实点,多借鉴历史经验而不是凭空幻想,承认领袖独裁的必要性与合法性,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对其加以种种限制,恐怕效果会好得多。至少可以省得对立的两派在民主的理想与独裁的现实之间各执一端,来回折腾了!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只有满怀极度的仇恨与处在最为残酷的政治斗争的环境中,人们才会放弃天然的自由散漫的作风,服从最高领袖的驱使,不争论,相忍为党。
在夺取政权后的和平年代里,种种严酷的纪律已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人们理所当然要求更多的政治自由与生活享受。在风平浪静时,人们将会剥夺在暴风雨中指挥他们度过危险的船长的权力。
但是对于伟大领袖来说,打倒反动派的统治,夺取全国政权,只不过是走完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建设一个他心目中的理想的新社会,这才是最重要的。要实现这个理想,更需要掌握绝对的权力,以便按自己的意志与愿望来塑造一切。
同时伟大领袖又会觉得,做思想工作本身也是一件危险、麻烦与多余的事情。因为这本身就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思想自由与人格平等,有悖于严格的纪律,并且将丧失领袖的“神授魅力”。如果丧失了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就不会令人肃然起敬与绝对服从了!
党内民主与党的法统对于所有党员包括最高领袖而言都是有约束力的,但是一个雄才大略的领袖必然又会与之相冲突并且必定会突破这些限制。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于是在党代会前清洗反对派就是势在必然,甚至干脆就不召开党代会。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现实权力政治的无上威力
绝对的权力具有压倒一切,腐蚀一切的能力。“参与政治的必然后果就是唯政治论与泛政治化,使用暴力的最终结论就是暴力至上与暴力万能。”权力这头怪兽,一旦尝到人血与人肉的滋味,不吃到肚皮涨破是不会罢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