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大林看革命与独裁(3)
2015-07-13 01:18
导读：剥开苏联社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外衣，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以世界范围内的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来分析，其一切行为的实质就是一场落后民族以最为严
剥开苏联社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外衣，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以世界范围内的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来分析，其一切行为的实质就是一场落后民族以最为严厉与最为残酷的纪律从整体上追赶先进民族的强行军。强行军需要一个意志坚强的领袖以绝对的权力来执行军事纪律，因此斯大林所进行的残酷清洗与镇压其本质就是——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队伍，格杀一切不服从领袖指挥的异己分子。
如果不能从
哲学和历史的高度领悟到这个残酷的现实，或者丧失了人性中衡量利害关系与判断权力结构的本能，因此不愿意服服帖帖，谨小慎微地服从与服务于伟大领袖，凡属这样的人无一例外全部成了残酷历史的祭品。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斯大林的独裁与滥杀才是准确的。如果他只是以杀人为乐的话，何必捏造出那么多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罪名？干脆宣称“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或者来一个复辟沙皇制度的闹剧，岂不更省事，更合理些？
还是顾准讲得更公正些，“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者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的残暴，并不是百分之百的为了个人的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的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
可以再加以补充，如果革命领袖对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了然于胸，深刻地领悟到了由人性决定的以强凌弱，以智诈愚，以众暴寡等邪恶行径的不可遏制，落后民族必然被灭亡的这个残酷规律的不可改变，他就会认为自己的一切残暴行为都是历史的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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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鼓而竭，革命就是轮回
经历了革命初期的狂热的幻想，普通人自然就会从现实生活中看到，其实在权力结构中，自己照样处在无权无势的地位上，并且对这一切无法加以改变，未免就会因此而生懈怠之心。这样整个社会最终必然就会丧失当年革命成功的要素——同仇敌忾的情绪。
为了维持士气于不坠，不得不使用疯狂的意识形态宣传再加上严厉的奴隶制般的劳动纪律。就像当年的沙皇俄国为了追赶西方列强，建立自己的大工业体系，竟然把农奴用脚镣铐住在工厂里进行劳动。岂有它哉？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迎头赶上先进国家，以免整个国家都被瓜分占领殖民，其成员不分贵贱全部变成亡国奴。
除了伟大领袖，其他绝大多数人其实都已经泄气了。只有伟大领袖不肯轻言失败，不肯向历史与命运低下他那高傲的头，为了他至高至善的理想，他敢于付出一切代价。
对于经过了恐怖的地下活动、惨烈的内战与残酷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等种种考验的伟大领袖来说，决不肯承认人性不可驯服，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不可改变，自己的一切努力都将白费，新社会在本质上将与旧社会毫无区别。
“任一己之力，主万姓之浮沉，以实现自己体魄和精神之极致，以追求那大同邦，理想国。”如果自己的队伍敢于动摇，敢于修正至高无上的革命理想，尤其是试图否定他的最高权威，那么必然的结果就是就像镇压敌人一样对自己的队伍进行一次大整肃。具有钢铁般坚强意志的伟大领袖是绝不会心慈手软的。
另一方面，进行革命行动与维持革命政权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存在一个公认的万恶的敌人。旧统治者被打倒后，敌人就只能在党内与人民内部产生了，因此才会有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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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在斯大林准备以惯用的模式来启动新政策与清洗旧班底的时期（其标志是制造“克里姆林宫医生案”），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与贝利亚等斯大林的亲密战友与学生惶惶不可终日。低头认罪，听天由命或者慷慨赴死，这些第二代革命家都不愿意，就只有联合起来采取极端行动终结伟大领袖的生命了。没有“大事业”的情结与献身的激情，因此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人性压倒了党性，这种表现大概就是第二代革命家与第一代革命家所不同的地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