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空想社会主义与现代反思主义的精神承接(2)
2015-07-13 01:18
导读：王国维怪罪“西方”，凡事都要去服从“科学方法”，其实“科学方法”所能驾御的，也只是空间和时间、物质和人类与动植物的躯体，至于心灵境界及社
王国维怪罪“西方”，凡事都要去服从“科学方法”，其实“科学方法”所能驾御的，也只是空间和时间、物质和人类与动植物的躯体，至于心灵境界及社会国家，“万不能以科学方法治之”。西方人不懂这个道理，迷信“物质”与“科学”，实在是“务其一而忘其他，能方而不能圆，知往而不知返”。2梁启超告戒国人：欧洲人长期做着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醒了过来，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3章士钊沿袭清末顽固派的口吻，将科学与“奇技淫巧”相提并论。他反复宣传：中国本有农家淳厚之风，而今“效工业国伪物质文明之奇技淫巧”，人心日益险，道德日丧。如此以往，中国一天天走向沦亡，恐怕就要害在工业国之“物质文明”。
反思主义者提出“幸福论”，与“物质论”与“科学论”作思想的对峙，进而提出“非富国论”与“非富强论”，力陈世界上的一切活动,均“以人类之幸福为前提”，岂可“以图富强之故,而牺牲人类”。章士钊坚决发愿：“宁可牺牲富强”,“不愿以人类作工厂之奴隶牛马焉”。
梁启超用他惯习的“情感的笔触”，将“富强”、“物质”，比喻是一个“大黑影”。中国人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现在是走在路上的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它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的凄惶痛苦。
梁启超庆幸中国人在世界上“最幸福”，因为不要再去追那个影子了，并且还广播“幸福”种子于世界。他牢记中国人的伟大“责任”，中国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对于人类的幸福,应负四分之一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取消“物质主义”与“科学主义”，让世界和中国一道，“安贫乐道”。4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中国万不可“以富强为国是”。为此，王国维痛心疾首：有了这个“国是”，国与国争、上与下争，人与人争、贫与富争，一个“争”字，“其病在贪”，病深无治，“反以自毙”。5
张君劢在《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中大段复述他在《国宪议》中的旧话:国而富也,不过是在国内多了若干个工厂,海外多了若干个银行代表。国而强也,不过是在海上多几只兵舰,海外多占若干土地。他责问为什么至今还有人抱着“富国”论不放，居然还“以此为长策”，这是在做“一场梦”！6
二、反对“商业精神”与“竞争市场”，主张“长为农国”
中国现代反思主义反对“商业精神”、“市场竞争”与“工商立国”。辜鸿铭直论“商业精神”为“世界大敌”，“今日世界最大的敌人是体现在人们身上的商业主义精神,而不是普鲁士的军国主义”，“由自私而形成的商业精神”造成强权崇拜与军国主义,最终引发世界大战7。
章太炎早在1907年写《讨满洲檄》时就说过：中国“震于泰西文明之名，劝工商，汗漫无制，乃使豪强兼并，细民无食。”8梁漱溟将章太炎说的“泰西文明”，称为“都市工商文明”。他著《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明示：推行“西洋都市工商文明”，势将“内而形成阶级斗争”，“外而酿发国际大战”。这是一条食利者“发财的路，而不是养人的路”，“实为一种病态文明”，泱泱九州“何可再蹈覆辙”。9
反思主义者反对“商业精神”，此乃“商业精神”本于“竞争精神”，而此“竞争”为人类理念所悖，为“农国精神”所无。他们强调：“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为中国“农国精神”之本旨，“欲多而事繁，明争以足财”是西洋“工国精神”之恶政，任“竞争”滋长而无阻，必导致世界大乱、国家不安。10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1922年章士钊从欧洲考察回国，得出经济竞争导致世界“血战”的结论。“竞争市场，推广殖民地，因此血战，前后相继”，“欧洲各国家，以工业为立国中心，故有不合理之竞争。且因有多数大规模之工厂，其出品过剩，乃不得不谋销于国外，致生国际间之竞争。欧洲大战，原因虽夥，而其根本不外乎英德两国之工业竞争。”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