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空想社会主义与现代反思主义的精神承接(3)
2015-07-13 01:18
导读：由反对“商业精神”、“市场竞争”，进而反对“工商立国”，主张中国“长为农国”。“发展工商”，祸害农村。刘师培竭力说明：“今也实业渐兴，工
由反对“商业精神”、“市场竞争”，进而反对“工商立国”，主张中国“长为农国”。“发展工商”，祸害农村。刘师培竭力说明：“今也实业渐兴，工厂日增，给使贫民，以供己役。始也乡野农民，惑于赁金，弃农弗务，舍野业而营市业。故近岁江淮之民，远客他乡，计数十万，（其中商人新党不过万人，余均应其役而供其求者也。）以至人增而谷不益”。12
章士钊认为工商立国有二恶。其一，造成“乡里”与“通都”的格差对立：“人人轻去乡里，觅食通都，都市生活为之盛涨，一方田亩荒芜，食料不给，而一方互市海外，生涯畅遂”；其二，导致穷人与富人的尖锐矛盾：一方面“增造富族，豪侈无伦”，一方面又制造贫困，民不聊生，“贫富两阶，相去太殊”。13
反思主义者认为，西方与中国原来都有其“建国之本原”及所谓“国本”。“工商”与“市场”不符合中国立国“本原”，绝非中国“国本”，因此不可能在中国立足生根。章士钊在《农国辩》一文中说：中国与西方，“建国之本原既异，所有政治、道德、法律、习惯，皆缘是两歧。农国讲节欲勉无为，知足戒争。一言蔽之，老子之书，为用极宏，以不如此不足以消息盈虚，咸得其宜也。工国则反是纵欲有为，无足贵争”。14
章士钊论“国本”乃中国延续数千年不坠的固有传统与习惯。“为之农者，独以国本所在之故，领导各业而为之主盟”。“以农立国”向来是中国的“国本”，怎么可以另择道路。他很了解“国本”，因此“谋国至此，可无遗憾”。
有“国本”，还应该有“国是”。1923年他写《业治与农——告中华农学会》，提出“国是”论：中国当“确立国是，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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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将中国洋务运动时期及二十世纪初仅有的一点工商进步，都贱视为违背“国本”的歧路旁门。中国“工商”与“市场”发展了，他就不幸与郁闷。发展慢了或遇到阻力，他就“可幸”与通畅。“所可幸者，我国受工业之毒尚不深，颇有挽救之望。此一点希望，即在乎农业。我国三千余年传来之农业制度，与农业文明，并未完全因工业之毒而崩坏，起而图之，犹未为晚。”16
既然工业立国有这么多的弊端，那么中国只有一条路好走，就是农业立国。中国数千年来以农立国，农村之健全与否，农业之兴隆与否，不仅为农民生死问题，也亦为“国家民族存亡问题” 。梁漱溟强调，中国“国之不强，由于农业之不振”。杨开道则称：过去的中国本是农业民族，有丰富的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现在的中国不仅工业幼稚，且还缺乏发展工业所需的几样重要资源；除去农业，何以立足。17
三、“大同主义”的再弘扬与“均平寡安”论、经济“统制”论的新阐述
1902年康有为完成《大同书》，述论建立在农本主义与民本主义基础上的大同社会愿景。在此社会中，“人人皆教养于公产而不恃私产，人人即多私产，亦当分之于公产焉，则人无所用其私”，“惟人人皆公，人人皆平，故能与人大同也”。
有了土地公产还不够，还要实行“资本”公产。具体而言，一是“公商”：“大同世之商业，不得有私产之商，举全地之商业皆归政府商部统之”；二是“公工”，“使天下之工必尽归于公，凡百工大小之制造厂、铁道、轮船皆归焉，不许有独人之私业矣。”18
孙中山也受到“大同主义”的影响，特为手抄《礼记·礼运》篇中的文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公”精神，成为民生主义的强力思想依托。孙中山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发刊词（1905年10月）19中首次提出“三民主义”，着重将“民生主义”定义为“平均地权”，以后具体充实为“土地国有”、“耕者有其田”、“均贫富”、“节制资本”。孙中山将这样的思想与当时已经流行开来的社会主义思想作等同的思考，“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