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1)(2)
2015-07-14 01:05
导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风险和危机的理论非常丰富，具有不可低估的科学价值和当代意义。而他们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大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风险和危机的理论非常丰富，具有不可低估的科学价值和当代意义。而他们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大多是以欧美发达国家基本实现 工业 化和生产的市场化社会化、民主 政治 深入人心、人的文明素质普遍提高为立论前提的。基于这种特殊历史前提，他们设想风险和危机主要存在于革命时期和短暂的“过渡时期”的“阵痛”；新社会一旦诞生，将进入人的能力和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历史新时期。对这种“欧美构想”的教条式理解，使落后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人错误地把风险和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把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设想成为凯歌高进、一帆风顺的历程，大多缺乏抵御风险、处理危机的理论和实际准备。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列宁曾经热切期待俄国革命作为导火线同时或很快引发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掌握国家权力的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无私援助俄国的 经济 文化建设，在较短时间内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俄共在内战结束以后延续“战时共产主义”，就是以这种几乎没有风险和危机的社会发展构想和国际环境作为决策依据的。然而，事与愿违，这种主观上想规避风险、不付代价、不产生负面效应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注：《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4页。)失败和挫折使列宁认识到，苏俄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矫正不合时宜的理论和政策，从回避风险、代价和危机的空想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我们的策略同历史的这种曲折发展相适应”。(注：《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1页。)公开承认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存在风险和危机，并且通过执政党领导改革和建设的实际效果来赢得民心、化解风险、克服危机，是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蕴涵着我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提高抵御风险、处理危机能力的丰富实践经验。 总结 历史的和现实的、中国的和世界的、正面的和反面的实践经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任何新兴社会制度的产生、巩固和发展，必然是充满牺牲、奋斗，交织着成功和失败的曲折过程。况且，“十月革命以来先后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原来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国家。彻底改变这种落后的面貌，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前进途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困难与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 文献 出版社，2001年，第55页。)现实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国际环境使应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风险和危机具有必然性。落后国家首先必须完成发达国家早已完成的现代化的“补课”任务，其次要在不同起点、彼此实力悬殊的综合国力竞争大考场上不断接受 考试 ，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建成社会主义。在这个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现代化跨越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承担风险、缴纳学费、付出代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这使我们始终面临各种风险和危机的考验。执政的共产党人必须提高抵御风险、处理危机的意识和能力。
2.借鉴发达国家“风险社会”、“风险文化”研究的有益成果，深化当代中国风险研究。风险问题是当代社会发展过程本身提出的时代难题。国外学者在“风险社会”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的观点。一是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的“后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德国学者贝克的著作《风险社会》(1992年英文版)和《再现代化》(1994年英文版)的出版，使“风险社会”和“再现代化”这两个概念风靡国际学术界。贝克认为，现代世界正在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变，“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其重要特征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因素，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个人的风险日益趋向于逃脱工业社会建立的风险预防和监督机制。斯科特·拉什认为，传统社会体现的是安全文化，而当代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风险文化”。(注：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和风险文化》，王武龙编译，载李惠彬主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区分为不同形态和发展阶段的动态过程。传统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虽然存在风险，但不至于出现危及人类生存的普遍性危机。现代化理论实际指称的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其风险存在的形式、程度和观念反映是有区别的。二是科学技术“双刃剑”带来了技术和生态风险。科学技术是抵御风险的巨大杠杆。但是， 科技 进步和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解决旧矛盾又产生新矛盾的历史过程，人类不可能仅仅由于科技进步就一劳永逸地自动排除风险和危机。随着生物技术、空间技术飞速发展而来的生态风险、核风险，就是传统社会和工业社会所没有的足以危及人类生存乃至毁灭人类的新风险。而且这种风险已经超出现代社会的管理能力，成为一种不以社会制度差别为转移的普遍社会特征。因此，人们在肯定科学技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并防范技术和生态风险。(注：何传启：《第二次现代化理论》，
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三是全球化带来了“失控的世界”。吉登斯强调全球化及随之而来的风险社会“带来了其他形式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现代世界“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其中，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 金融 风险危害最大。据资料统计，过去25年，在93个国家至少发生了117起全系统的银行业危机，其造成的损失平均高达所在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16%；在发展中国家清理这些危机而花费的预算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大致相当于同期用于国际开发援助的总金额。(注：章晟曼：《金融发展及其对上海的启示》，《解放日报》2003年9月2日，第8版。)四是当代社会风险具有连环性和持续性。随着科技进步、普遍交往和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生产生活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依存和制约的有机整体，对现代科技及其物质设施的依赖度也越来越高；各种门类的防范和化解风险的专业系统程序日益复杂化，各个领域都存在危及全人类生存的混乱无序的不确定性。尽管人类不断改进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各种专业系统程序，可是各种问题仍然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技术和管理上的任何疏忽，自然的任何意外干扰或人为蓄意破坏，都将造成传统社会不可比拟的巨大损失和连环性灾难。2003年夏天发生的欧美大停电，就使许多城市的地铁、机场、电讯等设施和公共 交通 系统基本陷入瘫痪。据估计，停电给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天高达300亿美元。应对技术风险对政府行政能力和公民素质都是严峻考验。美国拥有如此强大的科技、经济和国防实力，竟然未能阻止“9·11”这种以极端方式威胁其本土安全的危机发生。可以说，防范风险、处理危机、确保安全，是人类的永恒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