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争利性政府到互利性政府(2)
2015-07-16 02:04
导读：三、由争利性政府向互利性政府转变这种状况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可能根本改变？人的组织并不只有争利性的一种，我们可以把公元前后的罗马军团、中世
三、由争利性政府向互利性政府转变这种状况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可能根本改变？人的组织并不只有争利性的一种，我们可以把公元前后的罗马军团、中世纪的北欧海盗、西西里岛上的黑手党、美国两院的院外游说集团、结党营私的宗派、同性恋争取权益的组织，视为争利性组织，其成员们组织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和其他社会成员争夺利益。但还有另一类组织，比如行业组织、金融体系、贸易组织、
英语学习小组、NBA联盟，它们是互利性组织，其成员间也有责任和权利的安排，也有严明的纪律，也要求思想统一、行动一致。但其成员们之所以组织起来，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成员间合作、交流、互利的需要。即使该组织之外的人都不存在，这种组织对于其成员仍有必要。一个与世隔绝的只有一万人的小岛，这一万人完全可以全部进入一种行业组织，进入金融体系，进入英语学习小组，进入篮球竞赛联盟，其乐融融。当互利性组织和组织外的人发生关系时，有三种情况。第一，会把外人纳入自己这个互利性组织中来，比如把更多的人纳入到自己的供货和销售的网络之中，完全用市场原则来规范人与人的关系。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把全球绝大部分的国家纳入到WTO之中；或者把更多球队纳入某个球类比赛联盟，比如绝大多数国家都已是国际足联的成员国。第二，当外人试图以强力破坏这一组织，或者直接运用强力试图向成员们索取利益时，成员们可以统一运用组织性力量，以强力来保护自己的组织、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时成员们已经通过某种互利性规则组织了起来，他们不再是一盘散沙了，不再会任人宰割了。这就是为什么十八世纪的法国国王面对第三等级的政治呼声十分头疼的原因，虽然国王很想加税，但统一行动的第三等级让国王真正感到了问题的棘手。第三，这一组织可能运用强力向其他人争夺利益。比如中世纪时的威尼斯，其政治权利控制在商业巨头手中，虽然其商业触角伸及地中海沿岸，但商人集团也组成了强大的舰队，在必要时用武力和其他国家、其他社会集团争夺利益。以工商业立国的美国，也在19世纪出兵亚太地区，占领了菲律宾和夏威夷。西方的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在十七、十八世纪，其关键背景就是：工商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生产的本性是分散进行、自给自足，工商业的本性则是分工合作、相互联系。人们出于提高生产的目的不断发展着工商业，这也就在同时加强着人们互利性的合作。人们在市场经济中尝到了越来越大的甜头，就像吸烟喝酒一样越来越上瘾，越来越难以舍弃，就千方百计地去发展它；为了更大地得到它带来的蛋糕，人们就日益组织起来，货币、私有产权、等价交换，等等，就是这种互利性组织的规则，以后又发展到信用卡、电子货币、股票、投资基金，有了合作公司、股份公司、母公司和子公司，有了行业协会，有了共同的城市生活。有了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产业的分工和协作组织，还有了教育、卫生、通讯、交通、娱乐、体育、旅游等等共同性活动及其相关组织。当这些互利性组织在一个国家（比如英国、法国、荷兰）发展到足够庞大时，当足够多的国民进入到这种组织之中，当一个国家不再是农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时，这种以工商业和市民社会为主体的庞大互利性组织，向着以争利性力量为依托的统治集团，发难了。这种发难表现在上一个自然段的第一点和第二点。就第二点来说，工商业的市民社会不能再容忍贵族统治集团凭借优势力量、继续压迫压榨国民。以前容忍是因为无可奈何，现在有了组织性力量，如果继续忍受就是对不起自己了。在整个十七世纪的英国，以国王为首的贵族统治集团和市民社会进行激烈的较量，这种较量表现为不断的暴力斗争。之所以最后解决问题的“光荣革命”没有使用暴力，是因为在这之前几十年的角斗中，胜负已分。坚持君主专制的詹姆士二世虽然有心坚守，但已无力回天，因为手下已经众叛亲离，他只好孤身逃到法国。就第一点来说，政府现在如果还要继续存在，就不能再凭借自己争利性力量了，这种力量已经被击败了。但是，政府的一些社会职能是任何互利性组织都需要的，国民需要政府，就像国民需要汽车生产商、需要医院学校、需要邮局、需要唱片公司等等一样。互利性社会离不开公共产品的提供，离不开社会秩序的维持，离不开国防；同样，政府从业人员，也离不开其他社会部门提供的粮食、衣服、医院、学校、唱片。于是，政府这一社会职能部门的成员，就和其他的社会职能部门的成员，在互利性上组织了起来。政府人员为了完成其社会职能，必须拥有一定的权力，但他们也必须承担对等的责任。他们不再是争利性斗争的获胜者，因而可以高高在上；他们和国民是相互平等、相互服务的合作者。在本文的开始处，我们说：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是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妻儿老小的，都追求着马斯洛所说的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对爱和归属感的需求、对自尊和地位感的需求、对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追求着这五方面的正面的生命体验。在传统专制社会中，他们凭借有组织的争利性力量去获取；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他们凭借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去追求。一个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优良的公共产品、社会秩序的官员，人民一定会在物质上、尊重上、情感上给以优厚的回报。相反，如果一个官员提供的是质量不高的公共产品、社会秩序，甚至营私舞弊、贪赃枉法，那又怎能指望得到这些回报呢？在由传统专制政制向现代民主政治过渡的时候，它意味着原有的社会均衡态的被打破，新的均衡态逐渐建立，在这一过程中，是一定会发生社会成本的，问题只是成本大小而已。如果博弈双方斗争十分激烈，则对社会会造成较大损害，社会总成本就比较大，这对各方都不利。可是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会上演很多这样的故事呢？最典型的就是法国大革命，还有1642至1649年的英国内战，1848年发生在欧洲一系列国家的革命，二战前后的南美国家，20世纪70、80年代的韩国等。如果能不发生这样的社会冲突和动荡，对所有的人都有好处。但这要求博弈双方对自己的博弈处境有一个清楚的把握。就当时的英国、法国及其他国家的国王们来说，如果看到自己拥有的争利性力量肯定会从优势转向劣势，看到继续和市民社会对抗是没有成功希望的，那么他们会主动改变自身，或放弃自己的绝对权力。但如果他们看不到这一点，就会坚持下去，使得冲突激化。就当时的欧洲市民们来说，或者选择：对变革的要求强度小，希望积少成多，由量变积累到质变；或者选择：对变革要求的强度大，希望迅速改变。从各国发展的经验看，由量变积累到质变更符合市民的利益。激烈变革会造成社会正常秩序的破坏，社会财富的破坏，社会情绪的严重对立。而且原来的政府也在客观上行使着一些社会大众所需要的功能，一旦政府不能正常运转，全社会都要为此付出代价。最优的处理方式，就是既让政府发挥社会所需要的功能，又让政府逐步改变侵扰百姓的举止。还有，由原来的社会规则转化到新的社会规则，只能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原来的规则即使不能达成和促进新的均衡态，但也比没有规则好；如果原来的规则一下子被打破，新的规则还没有形成，出现了规则的“空白期”，那还不如继续运用原来的规则。而新的规则的形成是需要人们在新的反复博弈中慢慢培养而成的，为此，大众需要相互间更多的了解，需要有更多的社会知识、政治知识，需要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地感受和思考，需要不断地变革自身对他人的态度和做法，政府人员和社会大众都需要这样。没有人天生是好人，也没有人天生是坏人；没有人注定永远是好人，也没有人注定永远是坏人。兄弟可以变成对头，对头也可以变成兄弟。当互利性博弈逐渐取代争利性博弈，互利性规则逐渐取代争利性规则，互利性意识逐渐取代争利性意识，成为社会的主流时，人们就普遍变好了。所以虽然17世纪的英国人个个讨厌国王，用强力逼他们下台；可是他们的后代却得到英国人的尊敬爱戴，今天英国女王受到的欢迎，只在麦当那等巨星之上。因为当今的英国王室，不会再作让国民讨厌的事；他们只是在尽一种“符号”的责任：英国国家的象征、英国文化的象征、英国民族的象征，这种符号给英国人带来凝聚感、认同感、自豪感，他们需要这样一个符号。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在人类历史上是近几百年才发生的，所以在较大范围内人们展开互利性博弈、并形成互利性规范和观念，也只是近几百年的事。而且每个民族要形成这样的规范和观念，都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历程。美国人似乎从立国时就有了互利性、民主性理念，其实第一代美国人的主体是英国人，他们在英国已经经历过了这一形成过程，他们是带着这一规范及其理念，进入北美大陆的。美国的宪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主要汲取了17世纪英国一系列思想家的理念，把它们作为自己国家的立国大纲。本系列的以下内容，就是分析在以互利性为主导的现代工商业社会中，人们之间进行的是互利性博弈，那么他们应该达成什么样的社会政治规范及其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