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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家基于读者阶级立场以及文化心理结构的不同,从政治学、社会学的角度对读者作出了类型划分。接受美学家姚斯提出过个人期待视野与公共期待视野的区分,这一区分涉及到读者的群体类型和个体差异的问题,但对于由不同读者群的差异而形成的不同的群体读者类型问题则没有进一步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家则不仅注重读者作为接受主体的群体类型与个体差异的区分,而且还特别注重不同的群体读者类型之间的区分。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从阶级对立的现实出发,在他们的文艺书信和论文——如恩格斯致敏·考茨基的信和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论及资产阶级的读者与无产阶级读者基于其阶级利益和成见,对于文学艺术的不同的要求和接受态度,并且提醒作者在创作时一定要考虑到读者圈子的不同对文学接受的规约和影响。至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根据中国当时的情况,进一步对文艺接受的群体类型问题做出了具体的分类和分析。他提出,就中国当时的情况而论,既存在着不同阶级的文艺,如封建主义的文艺、资产阶级的文艺、汉奸文艺和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革命文艺,也存在着不同阶级文艺的接受群体,不同阶级的文艺满足不同阶级的接受者的需要,而不同阶级的接受者对于不同阶级的文艺也各有其不同评价标准和接受态度:“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这是从阶级的角度区分读者类型。而从接受者的文化水平和艺术素养的角度看,当时的读者又可分为暂时还只能接受“下里巴人”的工农兵读者群和喜欢欣赏“阳春白雪”的少数人的读者群。基于这种读者分类,毛泽东指出当时解放区的文化工作首先应该是“雪中送炭”,以文艺普及工作为主,但在普及的基础上,也要着眼于提高,做“锦上添花”的工作,要努力把“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结合起来,把普及和提高结合起来。童庆炳先生认为,毛泽东关于“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的分类,以及普及与提高辩证关系的论述,包含了很丰富的接受美学思想,对当时读者的期待视野作了很好的分析,不仅包含了对读者类型的政治学、社会学分类,而且隐含着把读者的期待视野视为一个由低向高的运动过程,从动态发展中辩证认识期待视野,以及要求文艺家对工农兵的期待视野既要适应(服务)又要加以提高的科学态度等思想,这种看法是非常切合实际的。 除此之外,毛泽东在《讲话》中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也为城市小资产阶级读者服务的思想,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文中关于文艺必须尊重与适应民族的审美心理和习惯的思想等,实际上也隐含着对读者类型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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