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民主政治与决策效率(2)

当效率与政府决策联系起来时，这一概念有两层含义：一种是将一个计划或想法付诸实施的有力行动的能力；以及在尽可能考虑现有信息的情况下作出决定的能力。(p.231)在当今的信息化、全球化时代，同其他国家政府一样，美国政府也遇到了许多新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处理需要政府部门作出迅速、及时的反应，这样对政府决策效率的要求就随之提高。因此人们就很自然地怀疑美国政治能否应付高科技时代的种种挑战。许多人对美国政治的应变能力持怀疑态度，并建议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即在美国政治中民主与效率之间是否构成一对矛盾？

二

从表面上看，在民主制度下任何一项政策要获得多数同意是很困难的，决策效率不可能很高。但进一步分析和研究后发现，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美国政治中民主与效率的关系。

（一） 民主政治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

“西方政治思想史描绘的是一套价值——正义、自由、平等和私有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发展和阐发。 因此，人们一直关心在多大程度上制度促进这些被认为是政体之核心的价值。”(p.1) 美国政治中最重要价值观是自由，帕特里克·亨利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成为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控制和争取独立的思想武器，这一价值观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一套关于个人、社会、国家关系的理论，它对美国政治产生了极其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自由主义的基础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参与或个人的经济活动，认为个体的性质决定集体的性质，这种秩序规定了个人与国家、自由与强制的关系，规定了公共权威强制力的适用范围，也包含了规范个人与权威关系必不可少的法律结构。

在美国的早期建国者们看来，自由乃是与生命等价的。然而，自由与权力的关系，又是困扰人类的一个永恒难题。美国人政治心理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人们一开始就对绝对的和无限的权力疑惧重重，坚持认定权力乃是自由的天敌，大力倡导“有限政府论”，有“美国宪法之父”美誉的詹姆斯·麦迪逊在1792年曾经说过：“在欧洲，自由的宪章一直由权力来授予。美国则树立了一个后来为法国所效仿的榜样，即权力的宪章由自由来授予。”(p.131)“权力行使是实现西方制度理论家的社会价值的关键；他们所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要保证政府的权力行使受到控制，以便政府的权力行使不致摧毁政府权力有意促进的价值。”(p.1)

在美国的政治中，“个人自由和保障公民的权利”这种价值取向是第一位的，“民主则表现为一种工具性的价值，是保障个人自由最有效的手段，或者说从个人权利观点来看民主制度最具有合法性。”(p.204) 正因为如此，民主已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决定了美国人对政府和政治的立场和看法。”(p.16) 从洛克提出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以来，这一原则一直被西方政治学界奉为圭臬，在视自由为生命的美国尤其如此。因此，在国家问题上，美国政治承认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但把国家看作人类过一种共同的、有秩序的生活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为了将这种必要的代价限定在较小程度，美国政治致力于限制国家的权力和职能。“限制的途径有两种：第一，以分权的方式造成国家权力机构之间的内部制衡，从而防止出现专断权力；第二，限制国家权力的活动空间，强调个人与公民社会的权利。”(p.224) 简言之，就是建立三权分立的民主宪政体制，同时使政府的权力向社会扩散。限制国家权力的种种措施又反过来成为政府决策效率不高的制度基础。

决策的高效意指政府及时、迅速的作出决定，从而保证政策的有效实施。从历史上的政治制度看，专制制度的决策效率是最高的。但问题在于，一旦过分强调效率，就必然要加强权威，要求整个社会的行动高度协调一致，这样就可能损害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美国人担心的国家权力的消极后果就会产生。因此，从美国早期建国者们的构想来看，他们不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害怕一个以高度集权为基础的高效政府对自由可能造成的危害。他们就是要建立一种相互制约、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政府框架和效率不高的民主制度，使政府不太有机会干预个人的生活，以保证公民的自由和其他民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