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阿伦特政治哲学片议
2015-10-15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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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果用“独自凭栏”来指喻诗人（词为诗余，故词家亦诗
一
如果用“独自凭栏”来指喻诗人（词为诗余，故词家亦诗人），用“无限江山”来指喻政治，那么，南唐后主李煜的长短句“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岂不是传达了诗人与政治之间永恒的紧张与冲突——有栏干处即有诗人，普天江山莫非王土。二十世纪最别具一格的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则认为，在西方，恰恰是哲人而非诗人与政治之间发生了永恒的紧张与冲突，其标志性事件是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及定罪——正如对耶稣的审判及定罪乃是发生于天国与尘世政治之间的永恒紧张与冲突之标志性事件［1］。 阿伦特认为，“真理与意见的对峙，无疑是柏拉图从苏格拉底的审判中得出的、最为非苏格拉底式的结论”［2］。在雅典人民及人民代表看来，专注于所谓“真理”的哲人，不仅无益、而且很可能有害于城邦的稳定与发展，因而必须受到审判与严惩。在柏拉图看来，唯有哲人了解人类的洞穴困境，因而哲人的绝对善［真理］高于城邦的暂存善［意见］。苏格拉底之死意味着哲人的“独自凭栏”与城邦的“无限江山”之间，其紧张与冲突已不可调和，故哲人要么如柏拉图般幻想“真理的专政”［3］，要么如亚理士多德般身处险地、立即走人。据传，亚理士多德为此沉痛地说过一句话：“雅典人不应该对哲学犯两次罪”［4］。 柏拉图从苏格拉底的审判中得出的另一个结论是对话技艺与说服技艺的对峙［5］。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政客用语言去说服民众。哲人用语言来传达真理。用语言说服民众的技艺，是一种政治技艺，古希腊人又称之为 “Rhetorica”，国人译为“修辞学”［6］。《易》云：“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孔颖达《周易正义》曰：“‘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可证亚理士多德的《修辞学》是一部政治学著作而非文艺学著作。“说服”或“修辞”是一种教化，是一种以暴力为后盾的非暴力政治技艺，是《尚书·洪范》中所谓治民“三德”之一的“高明柔克”。 用语言传达真理的技艺，是一种爱智的技艺（哲学的技艺），古希腊人称之为“对话”（dialegesthai），国人译为“辩证法”［7］。柏拉图的对话录即是一种哲学而非戏剧、更非时事剧。对于柏拉图洞穴寓言中的哲人而言，走出洞穴意味着真理的敞开：太阳——绝对理念——照亮了永恒的理念世界，种种理念则是稍瞬即逝的事物和终有一死的凡人之本原。然而，哲人亦是凡人，他不得不返回洞穴世界，但他的眼睛已不能适应洞穴世界的黑暗，他的思想已不能符合洞穴世界的常识［8］。 问题是，哲人为什么不说服民众走出洞穴世界呢？阿伦特认同柏拉图的看法，认为哲学始于惊诧，始于他“面对整个宇宙，就像他在死亡的那一刻将要再次面对”的那一瞬间［9］。作为政治最高技艺的“说服”技艺无法陈述这种具体而独特的体验，更何况大多数人拒绝承受这种惊诧，换言之，大多数人根本拒绝放弃成见、走出洞穴和承受真理。因此，真理只能限于哲人与自我、哲人与哲人（有时如庄子般寓于一些假想的人物）之间的对话。然而真理只要一落入语言的筌缔，它必然显现为政治社会中的一种 “意见”，必然与多数常识性意见构成紧张与冲突。由此，再一次证明哲人别无选择，要么登基为王，要么远离政治。 阿伦特认为，理想中的城邦政治不应该存在意见与真理、说服与对话的冲突， “向我敞开其自身的世界”原是同一个世界，人们之所以有不同的意见，只是因为他们在世界中占据了不同的位置［10］。真正的苏格拉底而非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应该是真理的助产士，他接生每一个公民意见中所拥有的真理，从而使整个城邦更接近真理，这是哲人参与城邦政治的唯一形式。因此，“对话并不是通过消除意见或观点来得出真理，相反，是在意见本身所具有的真理性意义上来展示这些意见。那么，哲人所扮演的角色就不是城邦的统治者，而是它的‘牛虻’，他要做的不是将哲学的真理告知公民们，而是要使公民们自身更接近真理”［11］。哈贝马斯的“公共交往”理论显然源出阿伦特的理想城邦政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