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园抱负”与“死的隐喻”(1)(2)
2015-10-30 01:02
导读：在这样做的时候，宣布要“除草”，要“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园艺师”（“ 美术 家”）们，通常最喜欢玩隐喻这一修辞。通过隐喻，通过指向他们那
在这样做的时候，宣布要“除草”，要“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园艺师”（“
美术家”）们，通常最喜欢玩隐喻这一修辞。通过隐喻，通过指向他们那激动人心的“美丽花园”和“美术作品”，他们预先就剥夺了“杂草”、“原有图画斑点”存在的合法性，因为它们的存在威胁到了秩序，或不符合秩序的要求。用鲍曼的话讲，就是对它们进行了“去道德化”。至此，我们惊异地发现，原来隐喻不仅有法国
哲学家保罗.利科在其《活的隐喻》中所说的那种扩展认知和理解视域的威力，它也具有剥夺掉人存在的道德属性，从而取消他存在的合法性的巨大威力。换言之，隐喻在“活”的同时，它也会成为秩序的帮凶，在某些运用中变成“死的隐喻”。
比如，如果某个人憎恨另一个人，就喜欢将他称之为“狗”（“狗贼”则是“双重否定”，这是古代骂人的话，现在则很少有人这样干了。从这里都可以看出“传统”和“现代”在判断时道德地位的差异。“狗”更多是指在物种的意义上不是人，或者具有奴才的讨厌特征，而“贼”则是在道德的意义上不是“人”，对于道德气息浓厚的“传统”来说，这是对人的最激烈的否定）。很显然，在他这么称呼时，那个被称之为“狗”的人已不是一个“人”，而是“狗”――他已经被褪去了他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道德属性。自然，经过这么一隐喻，这个人就有理由以对付狗的方式对付被称之为“狗”的那个人了。同样，如果犹太人是与良种植物争夺养分、空气和阳光的杂草的话，那就显然必须把它根除。谁会说一个“园丁”根除杂草不对呢？所以，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德国发动二战都可以得到解释：“……一致公认难加控制并具无政府主义性质的犹太人，成了为精心设计的未来花园所预留的田地中的众多杂草之一。不过还有其他一些杂草――先天性疾病携带者、智力低下者、身体残缺者等等。还会有一些植物，仅仅因为某个更高级的原因，也会变成杂草，因为它们原先占有的土地必须被改作他人的花园。” [2]
跨越“赖尔峡谷”与“休谟峡谷”
我们不知道这些“园艺师”（“美术家”们）在玩隐喻进行推理时，是怎样跳过两个逻辑断裂的大峡谷的，一个可称之范畴不同的“赖尔峡谷”，另一个则不妨名之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休谟峡谷”。“赖尔峡谷”证明：能够运用于某个范畴的概念（方法、解释体系、技术、规则等），并不能在未经证明其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前提下直接搬用于另一范畴，否则很多命题很难避免沦为“伪命题”的命运。“休谟峡谷”的屹立则指出，从事实判断到价值判断（即“是什么”到“应该怎样”）不能一跃而过（尽管人有这种倾向，但它却是非法的），必须在它们中间架起一座价值论的桥梁。
“园艺师”们的逻辑是，因为这么干是合理的（天经地义的、毫无疑问的、正常的、有合法性支撑的），所以那么干同样如此。的确，正如凯泽.威廉培育院当时的院长、著名的
生物学家厄文.鲍尔在1934年所说的：“每个农民都知道，假如没让自身牲口中最好的品种下嵬就加以宰杀，假如他反而继续培育那些劣等牲口，那么，他家的品种就会不可救药地退化下去。”既然被视为最没有知识的农民都知道这个道理，谁还会拒绝它的正当性？同样，没有谁认为花园不需要除掉杂草，修剪树枝；农民种地时，不需要精心培育庄稼，除掉与庄稼争夺阳光、空气和养分的杂草。这是日常生活中我们不会去质疑、也没有理由质疑的思想/行动逻辑。所以，和那位后来当上纳粹农业部长的“园艺师”一样，这位因其研究而拥有让人敬畏的“园艺技术”的生物学家继续推论道：“作为对当今人性的一种报偿，我们必须确保那些劣等的人们不得繁衍。” [3]
又是以“人性”的名义（类似的还有以国家、民族、自由、民主、上帝的名义。布什在发动21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时，同样想到了这些名义。有了这些名义，人的行为就凭空取得了不容否定的合法性，因为对此的否定非常容易被引入对那些本身似乎不容遭受质疑的“名义”本身，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但无论这个名义是何等的冠冕堂皇，“园艺师”和精通“园艺技术”的人都无法解释他们以什么理由可以跨越“赖尔峡谷”和“休谟峡谷”。
